陈源斌

    《万家诉讼》这部小说，是一种颇为特殊的情况下写成的。

    1990年底，我正在数百里外的农村深入生活，忽然得到消息：我在省城居住的简易宿舍楼深夜失火，一幢楼全部烧毁。我以最快速度赶回省城，面对的是一片残烟未尽的废

    墟，包括手稿、藏书(7只书橱)在内的所有家产，均荡然无存。全家人只好凄惶地寄居在临时安置的小旅馆单人房间里，连吃饭的碗筷和洗漱的毛巾牙刷都没有。

    面对骤然降临的天灾，我的内心竟然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详宁静。我的真实想法是，与其沉浸于自我悲痛和他人怜悯之中，不如写一部小说。

    失火的第二天，我在小旅馆房间里摊开纸笔开始写作，恰好一位分管宣传文化的省级官员来慰问受灾人员，看到我一声不吭地憋在房间里埋头写小说，她吓了一跳，以为我头脑受刺激出了毛病。

    实际上，我当时非常冷静，很想写一部能够超越自己以前作品的中篇小说。为此，我选用了自己比较倾心的法制题材，构思了一个一句话就能说完的故事：农妇状告村长，告

    到乡、县、市公安部门，又诉诸法院再上诉二审获胜。我试图逼迫自己在这种简单事件和有限天地里，追寻最佳结构方式和独特叙述视角，从而激荡波澜，充分地收融生活容量，展示原汤原汁的社会风貌，将人物写得既鲜活独异又普通真实。与此同时，除了追求叙述语言的感觉和质量之外，还注意使用了“讨个说法”之类的生活用语——lO天以后，这部小说顺利完成，取名《万家诉讼》。

    事有凑巧，就在写作此稿期间，我收到了《中国作家》编辑赵虹寄来的一封在我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约稿信，她并不知道我遭遇火灾的事，却在信中让我写一部“既高瞻远

    瞩，又是通俗易懂的，又是洞察人心的，并且新鲜、独特、与众不同”、“最好是当代、现实生活题材，读来令人惊心动魄”的中篇小说。没过两天，赵虹又来信要求“即使不惊心动魄，总得震撼人一些，至少让头儿读了坐不住；或者长叹、感慨一番，或喝茶深思一番也好”——在短短时间内，她一共来了整整lO封催稿信(后来，我把这1O封信连同信封邮戳一起复印寄给了中青社的《小说》杂志，信的全文发表于该刊1995年第5期“小说书简”栏目)。

    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刚完成的《万家诉讼》寄给了赵虹。《中国作家》随即在1991年第3期头条位置予以刊发。

    稍后，同年的《小说月报》第8期头条和《新华文摘》第8期转载了这部小说。《中国文学》则将其翻译成了英、法两种文字。《人民目报》和《作家报》分别发表了对这部作品予以肯定的评论。

    至此，距火灾已近4个月，这部小说的数次稿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经济窘境，同时在精神上也是一种慰藉。不过，它的好运似乎还在后面。

    1991年5月，我参加了在北京21世纪饭店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会上赠送的文学刊物中恰好有《中国作家》第3期，来组稿．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王晓莲以及中国电视剧制作

    中心、北影厂等三位女编辑无意中看到《万家诉讼》，颇感兴趣，便问是否愿意改编电影。我表示同意，但提出须由我自己选导演。随后，我提到了张艺谋的名字。但是对方告诉我，张艺谋目前正受到猛烈抨击，他所执导的两部电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均未能公映，在这种情况下，找张艺谋当导演根本没有可能。结果，这次合作没有成功，我也把此事丢在了脑后。

    过了3个多月，我突然意外地接到了张艺谋的加急电报，说准备将《万家诉讼》改拍电影。不久后我到北京与张艺谋见面，才知道这件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