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改不过来，在连线采访中，要心无旁骛，不要管这节目到底要什么，不要去管什么气氛啦交流感啦、不要冷落任何一个嘉宾啦这回事。“你就记住一点，”他说，“新闻本身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那你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我迟疑：“嘉宾会不舒服吗？”

    “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

    他这话让我心里动一下，但我根本没这勇气，我像只粽子一样被死死绑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状态：“跟你讲个事，一九九六年的时候，‘东方时空’开会，制片人问大家，咱们‘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最差的是谁？××还是陈大会？”

    我开始向他学，但是这种拣本《葵花宝典》闭门自修的方式，很容易就向邪路上去了，以为厉害的记者就是要把别人问得无地自容。

    遇上一个新闻，两名陕西青年组队骑自行车飞越长城，有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划了一期“飞越的界限”，采访遇难者的队友和教练，他的队友在节目里朗诵爱国的诗，我问：“你就是想要那种特别来劲的感觉吗？这比命还重要吗？……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们是不是炒作？……”

    录完后同事奇怪我的变化：“哟，这次挺尖锐啊。”我还挺得意。

    李伦当时是“生活空间”的编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你把重心放错了吧？”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末》上刘洪波评论这期节目：“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他认为责问的对象应该是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部门，用不着只拿当事人取笑。

    网上有观众写看完这节目的感受：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满满腾腾都是杀气。

    我那点儿本来就少的观众说：“本来觉得你还有点亲和力，现在不太喜欢你了。”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审一个人的片子，审完把对方叫过来，问人家多大岁数了。对方莫名其妙，问这干嘛。他说：“看你现在改行还来不来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