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了鞋，拎在手里光着脚爬上去。我们俩坐在崖边上，摄像机从后面拍他的背，录音杆凌虚放在崖边的坎上。

    小孙不看我，看远处，白杨树环绕的村子，风吹的时候绿的叶子陡然翻过来，银白刺亮的一大片。

    我家在山西，到处都是这样的土崖，我早年爬惯了，常常一个人爬过结冰的悬崖，从那儿够下头去看早春的杏花。

    我问他：“你常常坐在这儿？”

    他点点头。

    “因为这里别人看不见你？”

    “是。”这是他这些天对大人说的第一个字。

    我看到他胳膊上的伤痕：“用什么刻的？”

    “刀刀。”

    他头扎在膝盖里，我蹲在他面前，握住他黝黑的细胳膊，他的皮肤晒得发白，把浮土抚掉，能看到三道淡红色的伤疤。

    我想再往下问，小孙忽然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下山坡。

    镜头注视他，直到他消失。

    他根本不愿意跟我谈，一瞬间电光火石，我没有道理地觉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聚会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

    他走下山坡，绕过牛圈，再拐过一个房子，头也没有回过，消失在一个矮墙后头。

    一分多钟，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都没有意识到镜头已经摇回来对着我了，直到海南轻声说“说点什么”，我愣了一下，说了我的感受：“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我们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也许那些话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一分四十四秒的长镜头用在了节目结尾，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常被提起，说这是镜头前的即兴评论能力什么的。但这个段落，对我来说，跟那些无关，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头脑里的一根桩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时候，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