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看了我们三个一会儿，对张洁说：“你做了这么多年新闻，还是这么感性么？”

    转回头对着屏幕：“往下看。”

    片子说到农民为反映征地问题，静坐的时候被抓了十几个人。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危害到了社会公共秩序，为什么要抓人呢？”我问公安局长。

    “我们预见到了，所以它没有发生。”公安局长说。

    我问他：“没有发生为什么要抓人呢？”

    他说：“为了稳定。”

    “可是稳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吗？”

    对方沉默，这个段落结束。

    袁总说“停。”转头对我说：“你应该再往下问这样的结果能带来稳定吗？”

    有一天晚上，郝劲松给我打电话，说他有点沮丧。

    我给他讲了这件事，说：“你是这个人的榜样。”我差点脱口而出“你没有权利放弃”，顿了一下，这个想法是错的，他当然有权利放弃，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人的，我改口成“你判断要不要放弃”。

    之后不久，他去了上海，成为上海黑车钓鱼执法案的公民代理人。我又一次采访他，节目中提到了他向铁道部提起法律诉讼的往事。没多久，采访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车上他的同事问我：“你们为什么要采访这么个刺头，他是反政府吧？”

    我说：“他挺较劲，也许也有虚荣心，不过我没觉得他是反政府。他谈的都是法律问题，您要觉得他谈的不对，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批驳他。”

    坐在车前座的王勇平转过头说：“他是剌头，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我采访过一个政府官员，他在当地拆迁时，拿一个小马扎，坐在居民楼下，坐了十几天，两边煎熬，费尽唇舌为居民去争取哪怕多一点点的利益。

    “这是个公共用地拆迁，从现行法律来说，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就拆，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我问。他想了想，说“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我也是一个老百姓。”

    一九四六年，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我初看不明白。

    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朿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北京郊区曾经发生过政府与居民的剧烈冲突，这里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居民认为一定会产生严重污染，双方座谈时，脸都扭到一边，“剑拔弩张”。

    “沟通不可能么？”我问。

    居民代表黄小山说：“政府就要建，我们就不让建。不管是谁，总说这个‘就’字，‘就’要怎么怎么着，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

    他组织居民举牌子在博览会门口示威，站在第一排，他头发是朋克式的，两边秃着，头上一丛染得像个鸡冠花，很好认。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就是那个黄毛”，他在雨里浑身都抖，“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在里面待了一夜，出来他换种方式，把“论垃圾为什么不能焚烧”的材料不停向各级政府递交，电视台组织辩论场场到。

    政府的专家在辩论赛上认识他之后，请他参加去日本的考察团，“这个人，路上见着姑娘漂亮就使劲看，目不转睛。他很真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高兴的时候就骂。‘真’的人好交往，没有偏激和成见。”

    日本国土面积小，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烧，东京的厂子就建在市中心，进去参观要换拖鞋，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重要的不是烧不烧，而是烧什么，怎么烧。”但小区居民在镜头里骂他‘说他“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