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报道。”他的同事抱怨他过于谨小慎微了，但他说：“如果我一会儿想不带偏见地报道，一会再就同一题目发表一篇鲜明的社论，观众会把整个广播业看作持偏见的行业。”他每天节目的结尾语都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篇博客的名字。

    对虎照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物的采访，我都用了三个小时以上，交叉询问时间、地点、人物、证据、相机、速度、距离……知道节目中用不了这么多，有些东西也不便放在片子里。但疑问一旦开始，逻辑自会把你推向应往之地。采访时局长脸露难色说：“要不我们不愿意接受你采访呢，你问得太细可是，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我担心过观众对技术性的东西会感到厌倦，但是后来我发现，人们从不厌倦于了解知识——只要这些知识是指向他们心中悬而未决的巨大疑问。现在出发前，我只敢问：“我们能拿到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经过验证吗？从这个事实里我能归纳出什么？有没有跟这个归纳相反的证据？他们能不能被足够呈现？”

    回到北京，老郝编节目，修改了十几次。一个月过去了，天已经冷了，暖气还没来，我俩半夜里穿着棉袄戴着帽子坐在电脑边上，一来一回传稿子。

    这么长时间播不了，通常编导就算了，把带子贴上橙色标签，封存在柜子里，去做下一个节目，养活自己。老郝没放弃，在看上去没指望的困境里熬着，一级一级去找领导审片。有天夜里，她在MSN上敲了一行字：“柴静，我觉得我要出问题了。”

    我吓一跳。

    她说在不断地哭，一边写一边哭：“不是痛苦，就是控制不了。”

    她之前那么多节目没播出，我没见她叫过苦，也没见她软弱过，这次这种情绪有点像崩溃的前兆，我也没什么可安慰她的，只能跟她继续讨论，一遍遍修改，不断地改下去。

    事情有一阵子像是停下来了，像是要被人忘记了，过去了。老郝继续去联系摄影家协会，联系发现年画的人，联系全国人大，联系律师协会……年底节目最终能够播的时候，我们采访了郝劲松，他对周正龙提起诉讼。

    我问他：“你是以公益诉讼知名，这次为什么要介人虎照事件？”

    郝劲松说：“我觉得这次仍然涉及公众的利益。”

    “指什么？”

    “现在华南虎事件巳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照片的真假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真相呢？”

    “真相是一个民族发展最基础的东西，即便将来你査到有华南虎，这个照片真假你仍然不能绕过，因为这是民意的要求。”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八日节目播时，新闻时效巳经过去了。但播出的反应之强烈，让我觉得，人们不会忘记没有答案的事情。在真相面前，这世界上不存在特殊的国民性，人性本身想要了解万事原由。

    二〇〇八年二月四日，陕西省林业厅发出《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反映出我厅存在着工作作风漂浮、工作纪律涣散等问题。”之后周正龙被警方证实是用老虎年画拍摄假虎照，用木质虎爪模具在雪地捺印假虎爪印，十一月十七日因诈骗和私藏枪支弹药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半，缓期执行。本案涉及的十三名政府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