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到土豆地里，片刻恍惚后，大叫一声，撒腿往山底下跑。山底下就是县城，曲山小学在城里，儿子在上课。路已经断了，房子一样高的石头在路上堵着，路边的陡崖上都是树和灌木，叶哥从崖上往下连跑带跳，“像疯了一样”，二十多分钟到了县城旧城边上。县城被王家岩和景家岩两座山夹着，最窄的地方只有一公里，路已被埋，巨石下露出压成片的出租车前盖。只有从崖边往上运人，人们正接力把伤者传出来。

    他可以回头再找别的路去学校，但犹豫了一下，他伸手接住了递过来的一个伤者。

    我是一个外来的人，听他说完，除了陪他们站着，一起去捡一只锅，或者往灶底下塞一把柴火，没有别的办法。

    叶哥叶嫂把房子前头的荒地铲平，拿废墟里的碎水泥块把四边垫上，怕雨水进来，帐篷还没到，就找了块破烂的彩条布，搭在门口的梨树上，把房子里的床垫拖出来，放在里头。细雨纷纷，越下越密，落在人头上。我问过叶哥怎么不在灾民安置点等一等再回来，他说：“不要紧，那么多残疾人，我们好手好脚的，能把自己的家建起来。”

    他搬了两块石头，找了只铁锅，把蓄水池前两天残留的一点雨水烧开，泡了碗方便面，没有拆调料袋，红色塑料袋子转着圈漂在面上。

    他们俩坐在一杆木头上吃，一边跟我说话。叶嫂差不多四十岁了，她说，将来还要生一个我那样的儿子，我一定好好地养育他。

    叶哥补了一句：“就像对第一个一样。”

    我听见背后有呜咽声，回头看是编导罗陈，他跟他俩差不多大，也有一个儿子。

    我们在山上住了下来。陈威搭了帐篷，没自来水没电，也没有手机信号。每天走一段山路，用小碗从一口快干涸的山泉眼舀点水，倒在桶里拎回去，顺便找个有信号的地方给台里打电话。草姐姐负责片子的后期，第一天拍的东西传回去，她说领导觉得这段还是有些灰色，先不播了。

    领导这么想也很正常，不过生活会自己长出来的。

    “那你们要拍什么主题啊？”草姐姐问。

    我说：“不知道。”

    以前我害怕“不知道”这三个字，做节目前，没有一个策划案、一个主题方向，我就本能的不安。可这次我觉得，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那怎么办？”草姐姐得负责播出，“要不要找找镇里和村委会，做点全景式的采访？”

    我挺奇怪地想起一件无关的事，铁凝三十多岁的时候，见过一次冰心，冰心问她：“姑娘，成家了没有？”

    “没有。”

    “嗯，不要找，要等。”

    后来，我们谁也没找，就等在原地。

    晚上睡觉，山里静，静得不容易睡着。

    知道死，和经历它，是不一样的。

    二〇〇三年冬天，奶奶去世，家人没在电话里告诉我，只说病了。但我听到我妹的声音，大概也就明白了。回到家的时候，一屋子的人，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人要安慰。

    等人少一点的时候，我想看她一眼。

    移开棺木，她脸色如常，只不过闭着眼睛，就像我幼年时夜夜看着她的样子。从婴儿时我跟她睡，每晚她抚摸我背才能睡着，长大一点，晚上睡下我常常侧头看她，她被子上盖一个深灰大褂，枕头上铺一只青色格子手帕，我把脸偎过去，手帕上是洗净后在炉边烤干的肥皂味儿。她的嘴微微地张着，我听她呼吸，有一会儿害怕了，觉得呼吸好像停了，就轻轻拿手摸一下她的脸，暖和的，这才放心，又想她死了我怎么办，自己哭半天。

    我把手探进棺木，用手背在她右侧的脸上慢慢滑了一下。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

    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