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变成什么结果？”

    “讲不清楚就变成多征。”

    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巴泽尔困境”，就是没主的事情，会有很多人来要占便宜。这个困境与道德关系不大，而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经济行为。

    采访的场记我看了又看，再对着那张白纸，战战兢兢写下节目中的第一句话：“在市场经济中，有一条众所周知的规则：自由地买和卖，等价交换。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因为尊重和适用这条规律，得到巨大的发展，但是却在影响人口最多的土地问题上有了一些例外。”

    多么寻常的一句话，我敝帚自珍，看了又看。一个人从小到大拾人牙慧，写日记的时候抄格言，做电台的时候念别人文章，做电视了摸仿别人提问，像是一直拄着拐杖的人，现在试着脱手，踉踉跄跄，想站起来。

    我犹豫着，写下了第二句：“‘给农民的不是价格，是补偿。’陈锡文用一句话说清了农民的处境，‘地拿过来了你去发展市场经济，拿地的时候你是计划经济，这事儿农民就吃亏了。’”

    多大亏呢？

    我算了一下：“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数据，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投资者拿走大头，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城市政府拿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村级组织留下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而最多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百分之五到十。”

    像有什么推着我手里的笔，去往某地。“如果一方总占便宜，另一方总吃亏，那么这样的商品交换，是不能持续下去的。”

    不能持续下去的结果是什么？

    我握着笔，字歪歪斜斜写得飞快，像扔了拐杖的人迈开打晃的腿往前跑。“不能持续下去的结果，就是中国大地上，因此而起的各种冲突和群体性事件，以至于‘征地’这样一个普通的经济行为，演变成为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我明白了，这个“穿”过去的东西就是逻辑。

    深夜里，我细看当年的节目。

    二〇〇四年，我坐在福建一个村庄的石头磨盘上，问对面的小孩：

    “你几岁啦？”

    她两只小辫子上系着红色的塑料花，怯怯地伸出五个指头。

    我说：“上学吗？”

    孩子的奶奶说：“没有钱。”她七十五岁，房子被拆了，没有土地，没有社保，儿子死了，媳妇走了，帮人扫地养活娃娃，将来让她去学裁缝挣钱。

    “你想上学吗？”我问那孩子。

    “想上。”

    她看我一眼，仰脸看她奶奶。奶奶满面的悲苦，孩子嘴一弯，哭了。

    老人把孩子按在胸前，无声地哭，眼泪沿着皱纹纵横地流。小孩子的哭声憋着，过了好一会儿，才从胸前很闷地爆发出来，哭了很久。小仲在剪辑的时候，这哭声随着村庄的镜头，一直上升到空中响彻整个大地。

    镇里亲自成立开发公司，把土地卖出去给工厂，这笔钱进了开发公司的账，再去买地。大量征的地闲置着，有个纺织厂的地荒了四年，我们的车绕着上千亩荒地转了好久，沙填到了半人高。买地时是两万五千块钱一亩，现在最低价是十六万八千元一亩，企业不是在做生意，是在做土地买卖。

    这种节目播出后，总有很多观众留言给我们，说把那些贪官污吏抓起来就好了，事情就解决了。一九九七年修订刑法时，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就已被列入刑事犯罪，严厉程度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但新刑法施行十年来，到我采访时，陈锡文说，还没有一位官员因此入狱——因为若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定这个罪，必须以他有“徇私舞弊”行为作为前提。也就是说，如果你抓到一个官员违法批地，但他没有徇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