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关心普通人的生活，他要解决这些生活中的具体矛盾。矛盾解决的方式，自然指出要走过什么样的路。

    审片时，我跟袁总谈：“我在这个片子里学到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

    他一笑，说：“不能用道德眼光看任何问题。”

    在广东调査违法批地时，我问镇里的书记：“您觉得一个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地方的群众过得比以前好，这是我最大的目的。”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经济的结果，是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保障，没有就业的机会，生活水平比以前下降，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水平下降？你现在这样提出来，我这个还要去调查，到底是下降了什么？下降了多少？”

    “您辖区内这些人这几年到底靠什么生活的，您不清楚吗？”

    “一般都是靠自己的一些，打工这样的性质去（挣钱)。”

    “您觉得这样对农民负责任吗？”

    他往后一靠，一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通常人在沉默的压力下都会说些什么，但这次他打定了主意不发一言，等待着采访的结束。

    结尾时，我录了一段串场：“陈锡文说，中国的土地问题一定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坎。这个坎过去了，就能带来对中国经济不可估量的推动，过不去，所有的国民都要付出代价。而能不能越过这个坎，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科学、民主、公平、公正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征地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在为九亿农民争取他们手中应有的权益，也是在为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寻找公平有序的未来。”

    播出后，有位观众给我留言：“你为什么要选一个特别唯美的秋天树林边，一个光线很漂亮的地方录这个结尾串场呢？这样的话，应该在裸露的土地前录才对。”

    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不必有任何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