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挂在他身上，四五个人钻来拱去，以便让身体尽可能多的部分接触到他。

    摄像放下机器问我：“现在拍什么？”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问——迅速进人采访，明确接下来每一步拍摄方案——以前每次都是这么干的，这次我却觉得有点受刺激。但必须作决定，不能让大家杠着东西僵着。

    “那就先拍一下你住的屋子，可以吗安克？”我说。

    他很随和，带我们去了他的宿舍。一间小房子，一张床，墙上贴着以前住过的老师留下的一幅迎客松。摄像和老范在安排采访的地点，拿一只発子放过来放过去，看在哪儿光线好，按理我这时应该是与采访对象沟通，让他放松下来，多了解一些信息。我跟卢安克聊着，观察周围有什么细节可以问的，有的问题他没有表情，也不作声。

    旁边他们挪板凳的响动声好像越来越大，我脑壳完全敞开着，每一声都磨在神经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局促不安。

    当天下午，我们先采访一对姐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卢安克带着我们去孩子家。

    家在山上，山是高原向盆地的过渡，少有平地，房子就建在斜坡上，站在高处一眼，望不到邻居。进了门，屋内幽黑，右手边有根电灯线，我摸着拉了一下，灯是坏的。没什么家具，石灰墙上只挂着破了一半的镜子。一台旧电视正正放在当厅中，是姐弟俩生活的中心。

    十岁的弟弟黑亮精悍，眉宇间已是山民的气息。天有些冷，他一脚踩住小腿粗的树干，拿小铁斧卖力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我们停下来，说再添点柴。

    再过一会儿，拍摄结束了。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之前他说自己在屋后开了一小块地种菜——但他拒绝了。

    “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

    “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去火边俯耳跟卢安克说悄悄话，看了我一眼，极为尖锐。

    “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想用开玩笑的方式掩饰一下。

    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

    我隐约听见一点，就问：“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

    “你愿意吗？”

    “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下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地里呢。

    采访结束，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山里冷得让人发抖。我们准备坐车下山，弟弟来时跟我挤在副驾驶座上，回去的时候，不看我，说不坐车，脚不沾地，飞跑下去了，卢安克说要跟他一起。

    走到门边，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

    “现在？”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自己头脑中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非要努着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

    我纳闷了一晚上。我问老范：“我做错什么了？”

    “什么？”

    “那个孩子。”

    她说：“没有啊，我觉得他对我们很接受啊。”

    我说：“不对，一定有什么不对。”

    “你想多了。”她说，“对了，明天能做卢安克的主采访吗？”

    我皱着眉，急躁地说：“不能，放到最后再做。”我知道她急切地想要把主要采访拿在手里才安心，这是常规的做法，但我没法告诉她……我几乎有一种愿望，如果能不采访卢安克就好了。如果突然出了什么事，或者他明天拒绝了我们的采访，就好了。

    通常我和老范会交流一下采访应该怎么做，但这次只字未提。我带着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