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看过这张脸，药家鑫，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名字，一段二十几个字的事实。我对他只有最初知道这新闻时震惊与厌恶的情绪。

    看了一会儿，给老范发了一个短信：“看到新闻了么？”她回了一个字：“唉。”

    当天的笔记里我写：“为什么人声称追索公正，要求死亡，但死亡来到这一刻，你感到的不是满足，也不是为它的残酷而惊骇，而是一种空茫？它让你意识到，剥夺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的发展，一切的可能，结束了。张妙死了，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结束了就过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去了西安。

    张妙出事前数月，搬回了娘家，四壁空无一物，房间里灯泡都没有，衣物全火化了。

    她没有单独的遗照，只拍过一张班级集体照和一张几个女孩的合影，她都站在最后一排，扎一个马尾，黑衣，翻一个大白衬衣的领子，妹妹说她不爱说话，照片上不像别的姑娘勾肩搭背，背微微地窝着，双手垂在两侧，带着怯和厚道。笑起来有点抱歉的样子。

    “小时候身体不好，住过好几个月院。”关于女儿她父亲说得最多的是“小时候给她吃的奶粉”。

    在农村，这些都是对娃的金贵。

    她初中退了学，一直打工，前些年，冇个在烤肉摊帮忙的小伙子喜欢过她，叠了五百二十一个幸运星给她，后来他出事判了刑，想见她一面，她没去。但一直留着那些幸运星，用一个牙膏盒子封着，去世之后，外甥拿着玩，丢了一些，被打了一顿。

    她嫁人时，电视、影碟机都是借来的，在婆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出事前出来打工，卖麻辣烫，想让两岁的儿子吃好穿好点。

    我在院子里的时候，孩子也来了，嬉笑玩乐，我们买了玩具给他，他拿着偎到我怀里“给你，摩托”，我笑：“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张妙父亲紧紧地盯着孩子，偏过头叹口气，几乎轻不可闻。

    她母亲这两年身体不好，出事后有些精神恍惚了，我们采访父亲时，听到她在房间里哭喊。

    我问她父亲：“要不要劝一劝？”

    张妙父亲黝黑的脸。瘦得像刀刻一样，说：“不劝，这事没法劝。”脸上是日夜锤打遍的无奈。我在那个哭声里坐不住，回头对摄像说了一声“我去看看”。她坐在里屋的席子上哭喊：“妈给你做好了饭。你怎么不回来吃……”我坐她身旁，也无法说什么安慰，只能把手放在她的胳膊轻轻抚摸。

    药家居住的小区是西安华山机械厂的宿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修建，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里面套着一个白背心，站在楼下等着我们。他说一家人在这儿住了将近二十年。

    楼房没有电梯，我们走上去，房间是水磨地，坐下去是硬的转角沙发，厕所里马桶拉的绳子是坏的，用勺子盛水冲。

    药家鑫的房间桌上，放着他十三四岁的照片，家里没有近几年的照片，照片前面放着一副眼镜，他在庭审的时候戴过，眼镜边上放着两张滨崎步的专辑。

    药庆卫说：“四十九天了……电脑没停过，就放在那儿，一直放着他爱听的歌，他说：‘爸，你给我放那些歌，我听一下就能回去。’”

    药家鑫的床上换上了凉席，挂了蚊帐，他妈说：“夏天来了。我害怕蚊子咬着他。”她天天躺在儿子的床上睡觉，“我抱着他平时爱抱的那个玩具，那个狗熊，我都没有舍得去洗，我就不想把他身上的气味给洗掉。”

    药庆卫说：“我在农村的时候，总听说人死了以后家里会有动静。我以前特别怕这个动静，现在特别希望有。其实有啥动静，什么动静都没有。”

    快到傍晚，客厅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他停了一下，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