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五年前，我和老郝曾在江西调查私放嫌疑人的公安局长，采访结束后我少年意气，曾发短信给她说“贏了”。之后这位局长被捕，三年后，老郝与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去深圳拍摄，在监狱里见到他。

    他被判了十六年刑，剃了光头，穿着囚服坐在镜头前忏悔。

    老郝回来后对我说：“他没有认出我，他就是崩溃了，看着他号啕大哭，我心里特别复杂。”我没说话。

    这位前局长因为当过警察，在牢里受了不少苦。老郝向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给他调换了一间囚室。

    我理解她。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说，自己刚进法院时，血气方刚，豪情万丈，认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但是，他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时，临刑前，死囚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在场监刑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点一下头：“给他挪挪。”对在场所有人说了一句：“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

    日后处理死刑案件时，只要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何帆说他都不会作出死刑判决。

    他读书时，抄写过民国法学家吴经熊一段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脘长，签署过不少死刑判决。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段话边上，学生时代的何帆给的批注是：“伪善。”

    如今，他拿出笔，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