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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陈虻不死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点,我接到同事短信:“陈虻病危。”

    去医院的车上,经过新兴桥,立交桥下灯和车的影子满地乩晃,我迷糊了,两三个月前刚见过,简直荒唐……不会,不行,我不接受。我不允许,就不会发生。

    一进门,一走道的人,领导们都在,我心里一黑。

    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他们说陈虻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房门关着,崔永元一个人站在病床边上,握着陈虻的手。

    我站在门外,透过一小块玻璃看着他们。

    陈虻一再跟我说,评论部里,他最欣赏的人是小崔。

    崔永元说:“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后,我回来工作,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我也干不动了,也没心思干了,糊弄糊弄就完了。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其实是投机取巧。我内心里其实是看不上那个节目的,一辈子做那个东西,收视率再高也没意义。”

    陈虻那个时候是副主任。小崔说:“他审我的片子,很不满意,但他体谅我,知道我生病。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不希望我这样,但又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也不知道怎么和我说。”

    片子录完,陈虻要签播出单。

    小崔说:“每次去找他签字,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走了。其实我很难受,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我当时没能力了。”

    他站在病床边,握着陈虻的手,我站在门口,从小窗口看着他俩。

    崔永元说过:“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

    崔永元和白岩松是“东方时空”原来的制片人时间发掘的,刚来评论部的时候,饭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说是时间厉害还是陈虻厉害?”他俩是一个战场上的战友,也是业务上的对手。

    我第一次参加评论部的会,刚好是时间最后一次主持。他要离开了,坐在台上,一声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烟,底下一百多号人,鸦雀无声。

    他开口说:“我不幸福。”

    又抽了两口,说:“陈虻也不幸福。”

    他是说他俩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轻松地把它当成生存之道。

    说完,把烟按灭,走了。

    我开的第二个会,是陈虻主持的。他接手了“东方时空”,正赶上十一长假后,开场是:“我不是来当官当领导的,我就是教练,不负责射门。我只是盯着你们,谁也别想躲过去。”

    他让我们观摩能找到的所有国外优秀节目:“你们要把每个片子拆分到秒,从每个零部件去学习。”

    我接下茬:“看来是这辈子最后一个假期了。”

    大家哄笑。

    他正色说:“你说对了。”

    散会后他找我谈:“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

    我听着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说,“一九九三年我要给‘生活空间’想一句宣传语,怎么想都不满意。问到家里,恨自己,恨到用头撞墙,咣咣作响。睡到凌晨四点,突然醒了,摸着黑拿笔划拉了这句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进去,你能做好事情么?”

    陈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说过:“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陈虻是哈尔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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