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面色铁青，坐在灵堂边的小屋子里不说话。

    我坐他侧面的椅子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咽下去了。

    他心脏不好。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别生闲气，啊。”

    我说不出话。

    陈虻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年会，还是小崔主持，没有了《分家在十月》那样的片子，小崔自己去请了赵本山、郭德纲……一个部里的小小年会，搞了五个小时，不知他花了多少工夫。

    陆陆续续，台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着手机出去了。陈虻搂着儿子，跟我隔着走道坐着，一直没动。

    罗大佑是压轴演出，他一直坐在第一排，喝完两瓶酒，登台是晚上十一点，没上舞台，踩着一只凳子站在过道上，一束追光打着，冲场下问：“唱什么？”

    几百条汉子齐声喊：“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轻捻弦索，众人纷纷离开座位，闱拢到他周围，席地而坐。小崔坐在过道台阶上，向我招手，我手脚着地爬过去，坐他身边，回头看了一眼，陈虻搂着熟睡的儿子，坐在席间未动，微笑着张嘴不发声，随着众人唱：“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陈虻葬礼上，仪式全结束后，有三四十个人没有走。

    大门关上，大家挨个排队走过去，再次向陈虻鞠躬。

    陈真是原来“东方时空”的编导，他说：“陈虻的一生没有拍什么片子，但我们就是他的作品。”

    年底，我离开“新闻调查”，很快又离开评论部，去了“面对面”，再离开新闻中心，到了“肴见”，像草在大风里翻滚成团，不知明日之事。早几年大概会心如飞蓬。但现在对我来说，想起陈虻的死，这世间还有什么可怕。

    我离开评论部时，白岩松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他的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里面写：“陈虻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那你的离去还有什么意义？”

    我翻到扉页，他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史努比常常来找我。他结了婚，当了副总，买了房。但不谈这些，也不问我工作，“比起身体，都是浮云”。就拉着我打球，吃饭，吟个诗，谈电影。骑个自行车带着我，大门口还给我买半个红瓤翠瓜，拎在手上，就这么半拉瓜，还左手换右手，汗流浃背地走，说起当年办公室大姐想撮合我俩的事，我忍不住后怕：“要真成了……”

    他也乐，脸皱出几个大括号：“可不也就过下去了么。”

    我说：“你看你，现在也不教育我了。”

    他一副长兄看顾遗孤的口气，“你现在已经挺好的了。”

    我说你现在怎么样。

    他说：“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诉你。”

    我笑，觉得我俩都大了，或者说，老了点。

    过一会儿他还是没控制住，说：“给你挑个小毛病行不？”

    这就对了。

    他说，看你前两天博客里写“我抿着嘴往那个方向一乐”，把“抿着嘴”去了吧。

    嗯，是，女里女气的。立刻删了。

    他说，哟我的意见还真挺重要。

    “那是。”我说，“你说什么我总是先假设你是对的。”

    他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