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讲起买东西，却是苦着一张脸。美国的大兵几乎个个都是酒鬼，有时为了一瓶白兰地，要他们拿枪来换都成！部队里为了控制他们的饮酒量，每人发给一个小本子，规定一个月只能够有多少“购物点”。某些特定的东西，像酒，就要凭点来买。买了东西，就从本子上将点扣除。一个月如若只有100点，一瓶白兰地就要花去四五十个点。因此当时的美国士兵几乎都要从另外的渠道弄酒喝，有从当地印度人手里买的；也有从中国兵手里买的（中国兵买酒不凭点）。若是没有酒，他们玩起来就没有那么开心。

    学习结束之后，我们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不幸的是，我在军旅途中不小心将其丢失，实在可惜！

    空闲时，我们常常三三两两约好到十来公里远的小街去买东西。遇上了车就搭，要是没遇上就步行。有时正走着，就有一辆车在面前停下来，车上的美国兵招呼到：“o market！”(我们要到市场去！）司机耸耸肩，大声说：“OK！ Get up ！”(正好！上车！）大伙儿便会吹着口哨跳上车！

    1945年春末，我们由一位美军上尉领着，到加尔各答去取新车。到了目的地，就住在美军军营里和他们同吃同住。中国士兵习惯用的是一个大口盅加上一个汤匙。美军的伙食对我们来说就很不适应了，将牛肉粥、鸡块、沙拉和冰淇淋等倒在一个大口盅里，实在是糟糕透顶！为了照顾我们的习惯，就对中国士兵特别优待——允许分几次领取。

    双方文化的不同，除了在生活方面有所体现外，还引出过一些小误会。

    1945年夏动身回国时，部队里安排的是一辆卡车上，由一中一美两个士兵搭档，轮流开车。我的伙伴是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印第安那州的黑人，当兵前也是个高中生。我英语不好，他中文也只会几个简单的词。但我们连比带划地也交谈得很愉快！他告诉我，他打算以后当一名科学家。因为交流有些费劲，于是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干脆唱歌，唱一些如：《Old ManRiver》、《Old Folks at le voices calling‘Old Black Joe’”（我听到那温柔的呼唤‘老黑奴’）时，他突地大吼一声：“S Up！” （闭嘴！）而且对我怒目而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见他怒气冲冲，赶紧不停地赔不是。他好容易冷静下来，却给我讲了一大堆道理，谴责我不应当侮辱他们黑人，话说完之后就板着脸不再理我。车队到昆明了，他也是冷冷地和我道别。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他为什么要生我的气？《Old Black Joe》本是一首黑人歌曲，我想破了头也不知道那里有侮辱黑人的意思。真希望何时还能再见那黑人朋友一面，以冰释前嫌。

    这样的误会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打打闹闹中度过的。有一次我的车在下山时出了毛病，放空挡滑下坡之后，就停在路中间不动了。我下车检查时，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回头一看，有好几辆美军军车被挡了道。就在我请老乡帮着推车的档儿，有一个美国大兵像是等不及了似的，张开嘴用英语在一旁唧唧歪歪地骂开了。等我推开了汽车，不甘示弱，也用英语骂开了。那美国大兵立马熄了火，跳下车向我走了过来。我才1米72，而他却有1米90左右，简直像头大熊！他走到我面前，只是伸出了右掌，按着我的头，向下一使劲，就让我摔了个大跟头。我刚爬起来，他就又来那么一下。三五次下来，我就只看见周围的东西都在晃动。围观的人和美国大兵也都在哈哈大笑。我抓住一个空子，一下子往外跑去。回到车上提起了冲锋枪对准了美国大兵，子弹上膛。这一下，他笑不出来了，愣在一旁。但随即又面带微笑地两手高举摇晃着连连对我说：“顶好！顶好！”我看他笑得不假，就只用枪头在他屁股上狠狠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