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邱枫（中国驻印军战车营中士）

    1944年元旦至1945年3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军队最骄傲的一段时间，我作为中国驻印军的一员，亲历了这段历史。

    天性极为好强的我，做任何事都不愿落在人后。今天，回头看看自己的一生：上学时成绩最好，当坦克兵时技术最好，工作后业务能力最强，即使是像武术、摄影这些业余爱好，也玩出了专业的水平。多年后，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参军。为什么呢？也许今天已无法说清当时真实的想法，但在那个年代，身为中国人，好强的我如何能够在同学们纷纷投笔从戎，走上前线去救国时无动于衷呢？

    走进军营

    日本人打到独山的时候，我正在重庆复旦中学念高中。同学们早已没有心情上课，课堂里的人也似乎每天都在减少，我们每天关注的事情只有一件：报纸新闻。很快地，和很多同学一样，我自作主张跑到重庆临江路兵役署报了名。当时身高177厘米、体重75公斤，双眼视力极佳的我，仿佛天生就是当兵的料，体检官只看了我一眼，二话没说就让我通过了检查。报到那天，为了能顺利地冲到前线去，我懒得和家人商量，空着两手便偷偷溜出了家门。在一张表格上填了家庭、学历、年龄等内容后，我被宣布成为正式军人。这一年，我20岁。

    我被分在教导一团二连，领回了曾经让我向往不已的军服，还有衬衣、袜子、鞋子、毛毯等等。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了邓述义等许多熟悉的同学。同时，我得知原来我们的教导团长就是渝南师管区司令吴朗（吴玉良），我们这批入伍的军人是招来当空军或到印度接受美军的新式武器训练的。我渴望端着先进武器打日本鬼子的机会，于是放弃了去空军部队的选择，走进了驻印军的队伍。

    在江北鸳鸯桥经过几个月枯燥的操典训练，我和同学们初步掌握了军人的基本知识。其间一些国民党中将以上的官员来看过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是宋美龄，看着在瑟瑟春寒中冻得脸蛋青紫的小伙子们，她马上下令给每人发了条美国军毯，随后又赠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品给我们，并杀了许多肥猪给大伙“打牙祭”，这使得我们很久以后还在念念不忘蒋委员长“婆娘”的好处。

    1944年5月7日，在沿途不绝于耳的爆竹声和老百姓的欢呼声中，我们怀着满腔激情，离开重庆，踏上了去印度的远征军之旅。

    远征之旅

    以前我从未坐过飞机，本来很稀奇想看个究竟，但我们在昆明巫家坝机场登机时，天还未亮，四周一片漆黑，根本没机会让我们东瞅西瞅。（2004年11月6日，我和我的战友们在重庆史迪威博物馆又看到当年我们所乘的那架飞机，终于了解到那架飞机的详细构造。）当时国内物资奇缺，很多军人入伍后都没有装备可发。为了不浪费宝贵的资源，上飞机前，教官要求我们放下背包里的棉衣、毛毯，留给国内的战友们。穿着薄薄的衬衣，我们登上了美军飞虎队的运输机。

    飞机起飞了，窗外一片黑暗，离开地面、离开昆明、离开祖国时的那一瞬，心底竟升起了一丝莫名的惆怅。多年抗战，不知何时才能结束中华民族的恶梦，何日我才能重归故里……

    很快飞机到了喜马拉雅山上空，经过“驼峰”时，舱内温度急剧下降，我眼睁睁地看着舱外成了一片雪白，机翼也迅速结上了一层冰，便不由自主地开始拼命哆嗦，。100多个身着衬衣的热血远征军立即成了冰冷的“摆子军”。我们都握着拳，牙齿不停地上下磕着，浑身抖个不停。十几分钟的时间，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下飞机后才听说，居然有人在这十来分钟的时间里被冻死！还有一些飞机在半途中掉下深崖。飞机终于平安飞过了驼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