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李安澜（中国驻印军宪兵队士兵）

    秘密报名

    1943年夏，川大校长黄季陆公开在学校大会上号召学生从军，并逐个接见参军学生，称他们是“川大好儿女”。学校主动为参军学生办理休学手续，发放安家费，热烈欢送到市教导团受训后出国。从军抗日是我的理想，我不喜欢搞得轰轰烈烈，于是避开学校，独自悄悄在市内去报名、体检，没到学校办休学手续，也没领那笔“安家费”。私下与一个夏令营认识的市教导团连长约定：出国时才报到，不在国内受训。

    因为自幼因病落下小疾的左脚，多少还让我有些担心是不是过得了体检关。体检是在城南君平街市立医院做的，由美国军医把关。轮到我体检时，一米七几。个儿瘦瘦的我，尽量挺起胸膛，稳健迈步，显示着我健康的右腿，不露左脚破绽。那个态度随和并且有些大大咧咧的美国军医检查完我后，友善地在我屁股上一拍，说了声“OK”就结束了体检！第二天报上公布了一页密密麻麻的入伍体检合格者名单，我赫然榜上有名。当学校军训教官按名单来与我联系时，我推说还未最后确定。这样，我就逃避了国内训练。出国前我去报了到，填了当炮兵的志愿。

    公路巡查

    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印度汀江接兵战。接兵站迎接我们的特殊仪式、异国风情都让我倍感新奇和刺激。来到中国驻印军宪兵队，我被编在四连二排五班。

    我们被派到史迪威公路沿线执勤，主要同美军宪兵并肩在公路上担任检查、巡逻、警戒任务。上岗后才发现我们两个多月紧张严格的步兵训练派不上用场，背着长枪在检查站，英语又未完全过关，坐吉普车巡逻时，车是美国兵自己开、自己修；遇到翻车事故，他们一面电话联系，一面打开急救包对伤员作简单处理；遇到路上有出毛病的车子，他们还能趴在地上协助检修，而我们只有尴尬地闲在一旁。原来他们上岗前的训练没有我们那样多的稍息、立正，而是学开车、修理、救护和用手枪。

    以爱玩爱闹的美军搭档为主导，我们或到路边军人服务社去喝咖啡，或到荣军休养院开设有“华美餐厅”的地方吃份中国菜，或到12医院会会他们熟悉的美国女护士，或者找地方看场电影。有时气温太高，我们干脆把车开到林中河边纳凉冲洗。遇到夜间执勤，车子便开着探照灯高速行驶，看横路而过的各种森林动物惊惶乱窜。遇着美军官带着女护士的吉普车，还故意靠近，打着口哨飞驰而过，乐趣不少。

    什么更重要

    当时我作为大学政治系的学生，从书本上对西洋政治思想、政治制度都有所知，见过外国老师，还听过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演讲，对美国、美国人并不陌生，但到了印度才真正与美国人有了密切的接触，而且关系还不错。我们见面常相互翘起大拇指，美国兵说“你好！”我们说“哈罗，OK！”彼此之间都非常友好。中国兵爱称那些美国兵为“少爷兵”。

    那时流传着一种说法，说美国兵贪生怕死，前方打仗全靠火力，后方与友军发生冲突时，哪怕是对方虚张声势一拉枪栓，他们也会趴在地下保护自己。记得有一次，三连好友卓文刚所在班从密支那调回印度，在鬼门关检查站执勤时，因公路滑坡，在疏导中方辎重汽车团数十辆军车时，美军宪兵连长强行要后到的美军先行，争执不下时，我方一位姓秦的班长干脆喊人来包围了检查站，吓得美国兵嗷嗷直叫着后撤，紧张的局势顿时在我方强硬的行为中化解。执勤时，常常也会出现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故，当美军和我方向各自的上级汇报时，美方长官会首先会问“人员是否安全”，而我方长官首先问“车辆有没有损坏”；以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