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贾毓琦（中国驻印军新38师少尉见习官）

    我们年轻时那年月是个动荡不安的年月，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太困难了。我出身在书香门第，母亲是个开明的音乐教师，从小就给了我良好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对未来我更是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那些憧憬也就慢慢化成了泡影。那年，我才11岁。

    虽然我的家乡成都，因地处大西南未遭受沦陷之灾，但大轰炸频繁拉响的警报，却足以粉碎我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儿时梦想。到了1944年，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大后方的警报却一天比一天拉得紧，敌寇的飞机一次次飞临成都上空，制造着最后的恐慌与威胁。而那时候，我已经是成城中学的高中生了。“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我们来捍卫祖国，我们齐赴沙场，同心一志，集中力量，发扬中华民族之荣光……”这首风靡一时的抗日爱国歌曲总用它有力的节奏，震撼着我的心扉，坚定着我报国的决心。而物价一日数度飞涨、平民百姓无不叫苦连天的社会现实，更让我深感即使高中毕业，又有何用？于是，我毅然去了当时包家巷的原蜀华中学报名，参加远征军。

    我很顺利地通过了笔试、体检、面试，于1944年10月登上飞机飞赴印缅战区，开始了我在异国受训、生活的经历。这段经历磨炼了我的品质，强健了我的身体，增长了我的见识，也让我领略了异国的文化、友谊。

    我到印缅战区后，先受训于密支那的新一军干部教导总队通讯队，后又调往新38师任少尉见习官，驻八莫，担任防务。而在密支那的一次受伤，八莫的一次见闻，都让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了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在密支那的一天，我在树立篮球架时不幸被立足未稳的球架压倒，致使右臂骨折，腰、腿也轻微受伤。彭启梓队长吩咐几位同学用担架把我抬去48医院。

    医院就在教导总队不远处的森林里，离伊洛瓦底江更近些，有点依山傍水的感觉。这是一座战地后勤医院，随时都可能迁动，所以，病房比较简陋。森林里有的是树木，就地取材，搭成屋架，顶上用油布一遮，就可以防雨了，而周围就用篱笆一围。

    我住在一间大病房，里面有将近两百张床位。整个医院从院长、医生到司药、护理人员全是清一色的美国人，只有个翻译官是中国人。

    这算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美国人的亲密接触。由于我的英文水平低，除了会拼一些简单的单词，诸如GOODBYE、MORNING 等日常用语外，双方对话就离不开那位翻译了。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交流问题。

    和我最亲近的莫过于那个美国护理。他是个军士，我们都叫他为沙尔基（Sergeant音译），英语“军士”的意思。这里的男护理大多都是军士的军衔，我们就用沙尔基代替他们的名字。他块头比我大，个子比我高，满脸的络腮胡子，看着就像大哥，我在他的眼中也只能是个小弟弟。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用他那只大手拍着我的肩膀说：“ChINESE，顶好！OK！”并将自己的大拇指竖起来，让我觉得很亲切。而早晨见面他会微笑地说，“GOOD MORNING”，然后来给我注射止痛针。接着监督我把药服下，才放放心心地BYEBYE而去。

    说来也怪，这里的沙尔基们，人人差不多都会几句生硬的中国话。记得有次他问我：“你，今年岁数有多少？”我连比带划，缓慢地告诉他我18岁后，他很高兴，来了兴致，也连比带划地对我说：“你们中国兵和我们美国兵，是好朋友，小日本，JAPANESE，才是大坏蛋、敌人。我知道你们中国人都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