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参加驻印军的时候，我才在甫澄中学读高一，那是1944年的8月。印象很深的是到了新津机场，那里也没房子，我们就几十个人围着飞机这个大铁鸟睡下来。幸好是夏天，飞越驼峰时又发了御寒的棉衣，对付一夜是绰绰有余的。我躺在机翼的下面，静谧的夜色中，繁星点点，适合于憧憬，可从成都走到新津，我早就眼皮耷拉，于是只对着星星眨巴眨巴眼睛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飞机飞往印度的汀江。那是架运输机，也没座位，我们三四十个人就分成四排坐在机舱里。运输机连门都没有，风就这么肆意地吹进来，感觉不像是在运人，而像是在运牲口。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到达目的地汀江机场。在汀江接待站，经过所有新兵都进行的沐浴、消毒、换装后，我被分在汽六团，到了雷多，开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活。从修建自己的营房，到艰苦的新兵训练，一切都像是一幅新的画卷被打开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小肠气病发作了，被送进了野战医院。

    这是野战医院，医生、护士、司药都是清一色的美国人，其中也有不少女军医。她们的军衔，有的比男军医都高。不论医生还是护士，对我们中国人都很友好，对工作也很尽职。

    我还记得有一个美国女护士长，大概50岁上下，很瘦，个子不高，对人很随和。她照顾的一个伤员，不知道怎么的，好象是忘了她的叮嘱，在试图坐起来的时候，用了一下力，把身上还没有愈合好的伤口震裂了，殷红的血从绷带上渗了出来。她知道了，急急忙忙地赶过来，帮他处理了伤口。然后很生气，一脸的严肃。最后，她把手抡起来，在他的屁股上，啪啪来了几下。我们都笑了起来，那真像是亲娘打子，手高高抬起、轻轻落下。

    和我住一个病房的病员大多数人伤势都很重，因为他们都参加了攻打密支那的战斗。这里面有很多我的老乡——四川人。我记得，当时有个病友是四川新都的，他曾给我看过他的全家福，那是个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照片上的他既英俊又潇洒，可这个时候，我面前的他却是有点狰狞，他的下巴被弹片打掉了，整个脸部的轮廓变得畸形，那张脸像是拧在一起的毛巾般缩了。靠我床边的是一个19岁的河南小伙子，他是个机枪手，战斗中他的腿中了好多枪，那缝合的伤口像是在腿上安了条长长的拉链。还有人在肚子上插了根管子进行排便，更有不少缺胳膊少腿的伤员。看着他们的累累伤痕，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仗打得多么惨烈。尤其是他们痛苦的呻吟声，在宁静的夜里让人有种揪心的感觉。

    不过他们都很坚毅，更多的时候，忍着伤痛跟你讲激战的故事。他们说：“打密支那的时候，我们的主力还在离密支那主战场30英里的地方，美国人就用飞机奇袭的方法，把中国兵空降下来，那阵势起初把日本人吓住了，赶快跑，后来他们发现我们大部队并没上来，于是又回来开火还击，有的飞机直接被他们击落了。而后，就在降落场，我们用步枪、机枪、冲锋枪跟敌人交火了。到最后取得胜利的时候，一统计是我们每前进50米就死一个中国兵。而在攻打火车站的时候，战斗更是激烈到就是车厢间的争夺……”

    每每讲到这些，伤员们都一下有了精神，好象病痛也缓解了不少。而我这个“小病号”更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在野战医院里，除了我们中国伤员外，还有美国伤员，他们不和我们住同一个病房，但住对门，大家相处得不错。我总觉得他们很热情、友好，待人也很平和。

    有个美国人叫LONGSIN，大概30多岁。我老听别人叫他LONGSIN，于是，一天我看见他，就叫了声“LONGSIN”，他转过头来，友善地笑着问：“how do you know my name？”我指了指耳朵。于是，他对我的印象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