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号。这个不看时候，还在练习演奏的军乐队员提醒了内山，将第11军军乐队二十余人也编入这支共388人的特殊部队。

    这支队伍将仓库内的数百袋大米搬到师团司令部外围垒成工事。内山师团长对秋永参谋长说：“还是不要相信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吧！”

    城外。陈诚十分吃力地压抑着内心的焦躁，时间分分秒秒飞速掠过，他已几次向蒋介石要求延长攻克宜昌的最后期限。蒋介石10月2日下令3日内攻克宜昌，陈诚4日电报请示，将克复日期延至8日。蒋介石在同意的同时向陈诚通报了湘北日军撤退情况，要求绝不能迟于8日攻克，否则将前功尽弃。陈诚6日发起总攻，部队受日军空中和地面双重拦阻，8日仍在城外。陈诚只得再次请示，于“双十节”那天务必攻克宜昌，蒋介石没有回电答复。

    陈诚感到自己已无路可退。

    10月10日凌晨2时30分，六战区再次发起总攻。

    投入作战的各种火炮共计140门。以140为计算单位的炮弹从各个方向砸向日军阵地的各个角落，直到炮兵们借着爆炸的闪光再也看不见可供射击的完整目标。

    步兵嘶喊着，洪水般卷入城区，躲在暗处的日军机枪鼓荡起狂风将一批又一批士兵吹倒，紧跟着便又有同样多甚至更多士兵涌了上来。城区边缘尸体密铺几层，早已分不清战死的是哪国的士兵。没有半丝喘息的枪炮声汹汹涌涌地，托出一轮鲜红的朝阳。最先看见朝阳的是宜昌城内日军最高指挥官内山英太郎。当时他站在原为宜昌银行的这座小城市中唯一的三层楼建筑的顶层，面朝朝阳进行默祷。当太阳升起时，他恍然感觉天和地都是红色的，身旁的长江也是红色的，他感觉长江流淌的是一江血水——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鲜血。战后，他曾将这个奇怪的感觉告诉了一位记者。

    这位记者写了一篇详细描述宜昌守城之战经过的通讯，刊载于日本本土一份名为《樱》的刊物的1942年第3期。在那个清晨，他得到的报告是，四面的阵地正在崩溃之中，据估计战死与重伤的士兵各在5000左右。

    8点钟，他走下楼的底层。作战指挥室内，参谋长秋永力、参谋星野一夫中佐、本只三少佐、泉茂大尉、副官菊地重规中佐、兵器部长山贺治郎中佐、供应部长马俊夫大佐、军医部长松木宽治大佐、兽医部长加藤宽一中佐在等他。

    秋永力将他起草的致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诀别电报念了一遍。屋子里，一只椅子上披着104联队在全部“玉碎”之前托参谋泉茂大尉带回来的军旗。

    内山庄严地将天皇御手亲自抚摸过的第13师团军旗捧起来展开，轻轻披在104联队那面军旗之上。全体军官和在场士兵涕泪交流，脱帽低头。

    内山的手发抖，划了第三根火柴才将军旗燃起。

    焚烧军旗是日军最严格的战场纪律和帝国军人在集体战死之前特别的仪式。每一面师团的军旗都是由兼任海陆空三军大元帅的天皇陛下在该师团出征之前亲自授予师团长。军旗无论如何不能落于敌手，在战至最后关头时必须焚烧。而焚烧军旗同时也就意味着这面旗下的皇军部队已经全部为天皇尽忠了。

    一小朵火苗渐渐燃成一大团烈火，接着便无声地熄灭。内山和军官们已经选好切腹自尽的位置：四位部长在各自办公室、三位参谋在各自卧室、副官在文件房、参谋长在办公室、内山在这间宽敞的作战指挥室。

    电文：

    全体将兵，已为皇国尽力作了最后之奋斗；对军旗、各单位的机密文件，天皇敕谕等已经焚烧；在宜昌之侨民及慰问团一齐遭到不幸，极为可惜，深致歉意。

    内山在签发这份电报时，用一支画作战地图的红色铅笔添写了一句：

    皇国将兵尽到了军人之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