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南京中山陵前低后高的设计，只是没有那么宏伟。一行人漫步从高大的三孔牌坊走入一方开阔的庭院，石工们正在叮叮当当地打凿着准备耸立在那里、形如几枚炸弹的“七七”纪念塔的石料。沿花岗岩石板和青石磴向上，纪念堂、致敬碑、享堂等主体建筑已经大致完工。人们听着负责工程官员的介绍，走入享堂一侧的休息室。薛岳请蒋为祭祠题字。

    蒋一路上话很少，此时说：“这里很好，配得上英烈们。”遂挥笔题写“忠烈祠”三字。不知为何，写过两遍也不满意，第三遍时，凝神慢写，搁笔后退后两步看，仍不满意。蒋叹了口气，让将写第一遍时的“烈”字换在第三遍幅中，返身往回走。

    下山路上，宋美龄见蒋介石闷闷不乐，问道：“达令，是不是累了？”

    蒋说：“我是在想，长沙的胜利，是哀兵的胜利。老子曰：抗兵相若，哀者胜矣。不仅是因为九战区在几个月前打了败仗，全国的军队都是哀兵，我们打了多少败仗，失了多少河山，牺牲了多少将士？”

    宋美龄挽着蒋的手臂，她明显地感觉出，自己的丈夫此刻正被一种深深的哀愁笼罩着。

    “打了胜仗，我们依旧是哀兵。你以为那些帝国主义列强会因为我们付出的牺牲就转而敬重我们吗？他们从历史上就歧视我们、欺侮我们。他们对我们这个民族、包括我这个委员长，那种高傲、那种轻蔑，好像是天生的！虽然他们自己在倭寇面前溃不成军，整师整团地投降，一个庞大的舰队也被轻易吃掉……”

    宋美龄柔婉地安慰了蒋介石几句后说：“我想，我该做点什么了。”

    蒋介石只顾想着自己的心事，没有留意这句话。

    1942年8月，宋美龄在《江西妇女》杂志第5、6期合刊发表题为《如是我观——西洋人对中国人的观念是否如此》。相信读者仅从题目就能对文章要说什么猜出个大概。

    9月，为答谢美国妇女援华会发起援助中国抗日的“希望书”运动和向中国捐赠3万美元，宋美龄向该会赠送了一只大熊猫，首开“熊猫外交”先河。自此后人不住地效仿，搞得现在几乎世界各国的公园里都有懒洋洋、胖乎乎的中国“友好使者”，可怜它们一个接一个客死异国他乡。

    1942年11月27日，一架飞越浩瀚太平洋的波音307同温层客机徐徐降落在美国纽约切尔机场。等待在那里的数十名各大报纸、电台记者们吃惊地看到，走下舷梯的是一位气质高雅，面带微笑的年轻女性。这与他们想象之中那神秘而蒙昧的东方古国里王后一般的第一夫人别若天壤。

    紧接着，更让记者们吃惊的是，这位第一夫人在回答记者关于此行使命时，那略带美国南部口音的流利英语毫不逊于世界最优秀的职业外交家的辞令。

    “我为寻求中美友谊而来，我相信上帝不愿意看到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民族彼此隔膜。”

    继初次登场便引起齐声喝彩之后，蒋夫人从容不迫地进行她一系列的访美日程。童年在美求学的经历和宋氏家族的基督教信仰，使她更容易地进入美国公众和那些外表一本正经的官员们心中。在象征对客人最高礼遇的国会山庄，至今她仍是唯一的登上讲坛的中国女性。在这里，她用英语娓娓道出中国自1931年以来10年抗战的艰难困苦，历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动情之处，泣不成声。国会议员们无不被深深打动。在演讲结束后，几百名议员和挤满旁听席的听众起立鼓掌，掌声长达7分钟。国会议员凡登堡和后来成为总统的杜鲁门事后都曾谈起，他们被这位夫人的演讲感动得流下热泪。

    在全美无线广播电台，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在好莱坞圆形音乐厅，在工厂、学校、医院，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论是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