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少伟、孙鸣玉及高级参谋人员共20余人，沿着中山南路向五桂岭走去。人们沉默不语地走着。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程呵！

    “在约定的中山堂，日军已有人等待，引导着一行人来到设于城郊欧家町天主教堂的日军68师团司令部。在一个防空洞内，血战47天的两军指挥官们真切地见到了彼此的面孔。

    “双方相对坐定，谈判于上午10时开始。日军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首先发言说：‘本人以日军最高指挥官资格，向贵军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七项条件被否定得一条不剩，只因为第10军战败。也许战败者本来就无权提出停战——除非是无条件投降。

    “在森严的警卫中，中国将领们失去往日虎威，无言以对。方先觉在日军翻译将话说完时，面部颤抖。良久，低声道：‘服从这个要求。’

    “谈判（如果说这也可以称为‘谈判’的话）结束后，方先觉一行人被关进天主教堂院内的一间屋子里。中午12点，大批中美空军的飞机轮番轰炸衡阳城区。在第一个波次中，设于城内大西门银行公会的救护所落入几颗炸弹，一千多名伤员全部遇难。被日军集中在汽车西站的千余名被俘官兵十分密集的人群中落入两颗炸弹，当即死亡200余人。”

    饶少伟说：“在决定‘停战’即投降时，唯一支撑着人们心理，使之能做出如此违心选择的，就是让剩余的官兵、特别是已经饱受伤痛之苦的伤员们活下来，但投降不到两小时，大批没有死在战场的官兵们死在了自己方的轰炸之中。而且从那天开始，一批又一批官兵陆续死于饥饿、疾病、伤口恶化和日军对战俘的疯狂虐待。”

    国民革命军第10军3师8团2营4连1排全排唯一没有死于战场的3班下士吴久煌，在被俘的第三天被派去打水。他在日军的看押之下，用一根降落伞绳子拴在一只水桶上，提着水桶走向城郊农田旁的一口水井。日军不愿喝浮尸横漂的湖水和河水，甚至嫌城中的井水也有血腥味道，这个原因使他有机会在40多天后第一次走出自己和战友们曾经浴血坚守的防御圈。

    他记得守城作战第一次打响的那天，正是农历五月端午。在他的家乡，这是一个热闹的日子。那天，连长让他们班去城郊接应从本连前沿阵地撤下来的两个班。他记得很清楚，那时城郊的田野中一片青青禾苗。而在腥风血雨之中，在短暂而又漫长的一个半月之后，田野中的嫩绿已变得一片金黄。

    吴久煌世代务农，他是26岁时丢下锄杆子来参军的。作为农民，此时他欣喜地看到，这一季稻谷竟长得好极了。

    吴久煌揪下几根稻穗，痴痴地闻着、看着，心中莫名的情感终于冲决堤坝，他瘫坐在井边，朝着田野，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