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王牌吗？他说着笑了起来，一扫多日来的满脸愁色。

    在国民党最高决策层里，就抗战之事最用心的，李宗仁应该算一个。

    早在1933年，李宗仁就抗日战略问题公开发表了一篇《焦土抗战论》的着名文章。在这篇论文里，他指出：

    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奋起而全面抗战以图存。我们虽是一个落后国家。工业建设和交通设备尚未现代化，从战略方面说，若与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胜负之数，不待蓍龟。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以迫我作城下之盟。但吾人必须避我之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物资，并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积年累月，则累日必败无疑。

    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虽然比不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后来撰写的《论持久战》那样开宗明意、深刻细腻、分析透彻、预见非凡，但是他却早了很长时间，所以说是很有思想和主见的。“焦土抗战”一词，在后来的抗战期间曾被广泛引用，成为一句最悲壮的抗战口号。

    后来李宗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还解释了“焦土抗战”一词的涵义，并非真个自行将所有的物资烧毁一空，而是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以激励全民与敌人火拼。

    身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对徐州战区的形势看得比较透彻，因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从日军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进攻势头上看见日本军队的另一面。他料定此时的日军，必然是骄狂无比，妄自尊大。徐州战事，要充分利用他们的这种“骄兵必败”的弱点，以中国军队可以运用的数万哀兵与之周旋，拖垮它，打垮它！

    李宗仁凭自己多年的政治、军事经验，总结出自己独特的治军用兵之道。淞沪会战失败，南京沦陷，使得当时的国民和国民党军队一片消沉，精神不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第五战区在日军最为骄狂的时候，为什么能挺住？无非就是李宗仁独特的治军用兵之道。

    不是说李宗仁骄傲自大，他曾对蒋介石说：世间无不可用之兵，只有不可为之将。他对自己坚定的信条是极其欣慰自豪的。李宗仁用这句话回答蒋介石的问话，无疑是对蒋委员长的极大讽刺。

    李宗仁对蒋介石做的事有很多不满的地方，但让他最不满意的则是把全国军队分成“嫡系”和“杂牌”。这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有一段深入的分析：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军”和“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如果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也采用蒋介石对待杂牌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像处理蹩脚货一般塞到第五战区的军队，那么徐州这道防线将会怎样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早就土崩瓦解了。

    可是李宗仁没有那么做。他非常理解杂牌部队的难处，因为他也是杂牌出身，受够了蒋介石中央军的气。当川军来到徐州的时候，他对川军这个远离故土的孤儿非常尽心。在徐州会见邓锡侯、孙震时，不仅问寒问暖，热情安抚，还问他们的困难。邓锡侯、孙震非常感动，异口同声说，枪械太劣，子弹太少。李宗仁一再向军委会请求，为川军补充子弹及迫击炮，交川军使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