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他写好了遗嘱，随时准备为抗战牺牲生命。参加完军事会议后，他应邀到中央广播电台发表题为《我们应如何抗敌救国》的讲演，他对千千万万民众说：“侵略中国的是凶狠残暴的日本军阀。至于日本人民，我相信大多数是爱好和平，拥护公理和正义的。但是，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军阀决不应该再存有丝毫的幻想。我们只有以抗战手段，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取得国家的自由与平等。”

    冯玉祥认为，我们要争取抗战胜利，就应当发扬民族精神，如申包胥、岳武穆的忠心报国精神。首先应当把自私、不诚、怕死，为家不为国、明哲保身等观念铲除净尽。他说：“比如土耳其和苏联的反抗战争，都是以民族抗战的精神，而获得胜利的最好榜样。”

    参加军事会议的各方将领一起参与制订了抗日战争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决定成立抗战大本营，蒋介石任陆海空军大元帅，确定了抗战的指导方针，国家动员方案和成立战区，从大本营到各战区的长官重新任命。在《战争指导方案》中，明确第三战区当前任务是：“迅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陆海军及其空军陆上根据地扫荡、扑灭，以准备敌军再来时之应战，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防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

    这时候，已经隐蔽了一年多的“京沪抗日秘密指挥部”也开始调兵遣将了。自从1936年2月张治中由中央军校的教育长调任为这个重要机关的负责长官，他立即选派干部，并以“中央军校高级教官室”的名义移驻苏州。因为需要侦察和测量，以及组织工事构筑和训练，为了掩护起见，“高级教官处”又改名为“野营办事处”。“野营办事处”在上海到南京的铁路线上，包有一节专用车厢，随时可以挂在任何一次列车上。

    张治中是在青岛养病时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就是命令，第二天他就拒绝医生的再三劝告，赶回南京。大战在即，南京政府任命他为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要职，可他手上能掌握的部队不多，除了77师、78师和江苏及上海的几个保安团外，协同的炮兵和空军都调到华北去了，36师还在西安设有回防。

    幸亏钟松的第2师的补充旅及时赶到，张治中命令其中一个团更换保安团的服装，化装为上海保安队进驻虹桥、龙华西机场担任警戒，另一团化装成宪兵开驻松江。

    化装成保安队的士兵刚刚进驻虹桥机场，就发生了一起外交事件。7月9日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一辆日本军用汽车发疯似的朝虹桥机场开来，担任警戒的中国士兵示意停车检查，可是两个武装的日本兵不听劝阻，反而开足马力冲过了警戒线。早就仇恨满腔的中国士兵便开枪射击，汽车东倒西歪地扭了几下就翻掉了。

    被打死的两个日本兵是海军陆战队驻沪西第一中队的军曹大山勇夫与一等兵斋藤与藏。

    情况立即报告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朱侠驱车来到现场。科长钟桓同时向日本领事馆联系询问有否私自乘车外出的军人。

    为了争取主动，防止日方滋事，警备司令部一面指责日方违约预先没有通知便进入华界挑衅，一面将一名死囚犯穿上保安队的服装打死在虹桥机场的大门口，嫁祸大山勇夫强行闯入机场打死我方卫兵。第二天一早，中日双方在机场门口察看和查验现场，各执理由。死在虹桥机场门口的“保安队士兵时景哲”被拉到真如法医检验所解剖，中日双方和中立的工部局都派人参加，验伤填单，煞有介事，但最后不了了之。

    可是日本人不依不饶，日本海军武官本田少将向记者发表了威胁性的谈话：“决不让死者作无意义的牺牲。”驻上海总部领事冈本季正对上海市长俞鸿钧说：“着日本海军军服的军人被中国军队所杀，这是对皇军的极大侮辱，此事已引起全日本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