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欣喜和疲劳，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三位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来不及休息，就从庐山来到了上海。

    和蒋介石的国共合作谈判取得了进展，这是共产党的愿望，也是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一致要求。大敌当前，每一个中国人都肩负着民族复兴的责任。

    舟车劳顿，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使周恩来感到十分亲切。这里，留下了他的足迹与理想。第一次到上海，是1920年的岁末。22岁的周恩来从黄浦江乘坐法国邮船去马赛求学，当外滩的华丽建筑和建筑物顶上飘扬的星条旗、米字旗和太阳旗在他的眼帘中消失时，他对同去法国的同学说，我的理想是改变中国的社会。7年后周恩来实践了他的誓言。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的军委书记，他来领导武装起义。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大楼是他的指挥部。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一条深灰色围巾围在脖子上，黑裤子黑皮鞋，一副地下工作者模样的周恩来，指挥用毛瑟枪的300名阻击手和5000名武装工人，最后占领了除租界外的所有地方。可仅仅过了20天，蒋介石的部队在上海对搜捕到的共产党人实行了血腥镇压。被悬赏8万元捉拿的周恩来刮掉眉毛、蓄长胡子，巧妙地乘上火车到了武汉。1931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中央会议。面对党内的分裂，周恩来心情忧郁。会后，他乔装打扮成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到了江西，和毛泽东并肩创建根据地。

    这一次来上海，周恩来负有特殊的使命。蒋介石派出他的私人飞机把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从延安接到庐山，为的是讨论中华民族共同关心的问题。与共产党对立的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面前，终于改变了他的剿共政策，他承认了共产党、红军和陕北根据地。

    周恩来起草了充满民族正义的统一战线宣言，他和博古、林伯渠从庐山来上海，就是要向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和上海各界的代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动员民众为抗日救亡努力奋斗。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上海的行动直接影响全国乃至世界。

    周恩来一行住在贵州路的中国饭店，这里是南京路与北京路之间的繁华地段，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当晚，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刘晓和潘汉年一起向周恩来等同志汇报上海的抗日形势，听取中央对上海地下组织的指示。

    刘晓熟悉上海。他1926年考入上海国立政治大学，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30年在中共江南（江苏）省委工作，1931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2年到苏区工作，1934年参加长征。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介绍他是红军政治部的负责人，“在红军中遇到的思想一本正经、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

    刘晓刚来上海。他在延安参加了白区党代表会议后，奉中央派遣，负责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重建工作。

    他的化名叫“林庚汉”，周恩来也曾用过这个化名。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自1935年遭受国民党的严重破坏，加上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党员数量很少，而且处于分散状态。但是，只要有星火，就会燃起燎原的烈焰。

    和刘晓一样，从共产国际苏联回到上海的潘汉年也是十里洋场的老码头了，他19岁那年从太湖边的宜兴来上海求职，先在中华书局编译所当助理编辑，不久就参加了郭沫若、成仿吾和郁达夫等人创办的“创造社”，接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语丝》上不断发表进步的文学作品。后来他应郭沫若的邀请，投笔从戎，在国民革命军主办的《革命军日报》当总编辑兼北伐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直到南昌起义失败，潘汉年又秘密回到上海。精干和聪慧的潘汉年被分配到江苏省委工作。省委书记李富春赞赏潘汉年的文采和工作能力，于是把党中央批准在上海成立的中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