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潮像黄浦江水，滚滚不息地从北四川路涌来。钢铸铁架的外白渡桥第一次负荷这么密集的人群，炮火中，桥身战栗着。肩挑背扛手提着箱子、包袱、箩筐、竹篮和拉扯着孩子的难民们怒吼着、咒骂着、哭喊着，像鱼群般争先恐后挤过苏州河上的这座铁桥，逃到外滩，逃到南京路，逃到外国人保护的租界。

    滚滚的苏州河，成了战争与和平的分界。冲过这座横跨苏州河南北的铁桥，就到了一个安宁的世界。

    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有一个负责难民收容的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他是市党部的人。这位官方代表和他领导的救济委员会在“八一三”抗战前就意识到应付非常时期的难民救济问题了，他们开始了筹备。潘公展依靠着社会局长的这块牌子，联合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华洋义赈会、中华公教进行会、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和医药团体以及各旅沪同乡会等机关，共同组织成上海市救济委员会。

    救济委员会下设10个组：总务、财务、外事、收容、给养、遣送、训导、医药、纠察和掩埋。11位常务委员是忙碌的，集资募捐以及准备收容场所都是十分繁杂的事。特别是安排难民的住所，需要实地察看，根据场地大小和路途远近，划定人数和次序，还要布置清理，他们准备了60多个难民收容所。

    60多个收容所根本不够用，仅从8月13日开战到8月14日这两天，蜂拥而来的难民们全部住满了收容所，有的还只能在走廊上过夜。

    10多辆卡车彻夜不停地从虹口和闸北运送难民进入租界。幸亏潘公展这个社会局长分管教育机关，他下令公私学校延期开学，腾出大量教室作为收容场地，又和因战争而停业的戏院、影院、舞厅等娱乐场所接洽。上海滩名声最坏的黄金荣这次却做了一件好事，他首先让“大世界”这个全上海最热闹和最宽敞的娱乐场所作为难民的收容地，他还出钱捐物，给难民提供吃喝、衣物和看病。这一善举，为他赢得了一些颇为得意的声誉。这时候，难民收容所增加到126所，收容人数近10万。

    上海难民的收容和救济，是全社会的行动。除了官方的难民救济委员会所属的收容所外，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开创了官民合办的新模式，它由佛教界的领袖人物黄涵之和赵朴初主持日常事务。上海还有一个国际救济会，会长是西方代表挪威总领事奥尔，中方代表是佛教界的屈映光。德国神甫饶家驹既是这个团体的发起人，又是积极救助众人被称颂为“婆心一片”的公益领袖。民间的难民收容所也不少，基本上是各地同乡会和一些群众团体自发的行动。同情弱者是人的天性。在天灾人祸面前，善良的中国人和西洋人患难与共。

    8月19日下午，杨树浦一带战火纷飞，中日两军争夺激烈。市民和工人在弹雨中无处躲避。慈善团体救灾会的屈文六和黄涵之经与租界当局再三交涉，才同意派出10辆卡车运载难民。这是有条件的，每辆车只能派一名驾驶，另由工部局派日本巡捕一人随车。下午1点开始，10辆卡车在战火中穿行，第一次共救出700多人。开回收容所后，接着再去，第二次又救出700多人。每一车都塞得像沙丁鱼罐头，小小的车厢挤了七八十人，其中还有不少受刀伤、枪伤的伤员。枪战激烈的浦东陆家嘴地区，8月19日这天，由渡轮渡过黄浦江逃来上海租界的难民达八九万人！

    随着战争的进展，宝山、罗店、吴淞一带的农民拖儿带女地到上海寻求一块安全的绿洲。每一个难民收容所门前都有数以千计等待收容的人。慈善团体救灾会派出人员到处联系，又寻得孟拉纳路的护国寺、石路的大观楼、跑马厅路的一元饭店和法公馆马路的鸿运楼辟为新的难民收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