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同，所以形成各有其据、各持其论的状态。然而，因双方都没有提出原始证据，彼此的立论依据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邓野认为方先觉投敌是事实，“该案所以是非莫辨，很大程度上是由蒋介石当年的裁决所造成”。蒋“断然否决方之投敌”，是政治需要。“任何战役，愈是具有战略意义便愈是具有政治意义，其政治的牵扯面愈是广泛，衡阳战役正是如此。是役展开之后不久，不可避免地与一系列政治问题牵扯起来。”文章称，“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关于方先觉投敌问题的长篇专题报道，引证日军发表的方先觉多篇降敌谈话，将方投敌问题坐实之后，文章调转笔锋指出：‘此等叛国逆贼，居然在重庆大受欢迎，被誉为中国军人之模范，蒋介石对他们则慰勉有嘉。’”

    丁民的文章《我们如何正确评价“抗日衡阳保卫战”》则认为，方先觉应该属于被俘，而非投降，他是为保住第十军的7000名伤员的性命，而主动放弃突围逃生的机会，选择了与大家同生死。

    彭厚文的文章《人物追析：试析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说：“对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不能简单地扣之以‘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大帽子。而应该看到：在衡阳保卫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方先觉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衡阳保卫战能坚持47天之久，与身为守军主将的方先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的，这一战役失败的责任不能由他来承担；方先觉的投降，除了主观上的思想境界不高、意志不坚定等原因外，还有重要的客观原因，衡阳城外救援不力的国民党援军、最先主张投降的师长周庆祥等人，对他的投降应承担相当的责任。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方先觉的投降，还有在日军破城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保全残余官兵生命的考虑。从人道立场出发，这样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他投降日军后，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卖身投靠，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地逃回了重庆。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方先觉的投降，并不必然地与‘贪生怕死’、‘叛国投敌’联系在一起。当然，方先觉的投降日军，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不相容的，与抗日战争中举国倡导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也是不相容的。这使他的投降事件，成为一起连他自己也羞于承认的不光彩事件。他的投降事件的负面意义正在这里。”

    谢儒弟的《蒋介石的陪都岁月》一书中记载：“难怪他（方先觉）后来会不无伤感地对人说起：‘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那次在举枪自决时没有把自己打死。’连蒋介石也为他的不幸感到委屈和遗憾，所以在某次国民参政会上，有参政员故意询问：‘在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算不算投降？’蒋介石闻言大怒，却又不愿对此作出任何解释。方先觉的悲剧不为国人所理解，倒是当年作为敌国的日本人民，竟在方去世后到他的墓地去敬献花圈，为的不是他‘投降’了日本，反倒是他敢以几千人的疲惫之师与20万围城日军拼死恶战到底的精神。”

    <hr />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