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朱锡纯——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少尉录事

    闫廷春——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士兵

    李万芳——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零零师士兵

    邹德安——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部作战参谋

    杨岑峰——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士兵

    编导手记

    这是6集“滇缅系列”中，惟一没有讲述战斗故事的一集。战争在这一集中俨然成了配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永远也无法战胜的敌人——野人山。

    严格意义上的野人山，其实仅限于缅北胡康河谷一带的原始森林，方圆近300公里。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1942年中国远征军缅北大溃退时，真正穿越野人山的部队，只有杜聿明亲自率领的远征军主力。其余很多部队如二零零师，实际上是通过另一条路线回国的。

    开始制作这一集时，最大的难题，就是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野人山幸存者。战火与时间，带走了太多的亲历者。我甚至一度怀疑，从做片子的角度上讲，如此严格限定野人山的范围是否必要。但这一疑问，最终随着朱锡纯老人的出现而烟消云散。

    第一次见到朱锡纯老人，是在一个雨后的中午。数小时的颠簸，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貌似世外桃源的小村庄。如我所料，老人见到我们后非常激动。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老人激动的原因，竟然是由于自己先前出版的自传，有着太多的印刷错误。在昏暗的农舍里，朱老先生照着自己的手稿，一个一个地为我指对印刷文本上的错误。虽然这些错误其实与我们无关，但我能理解老人面对这些错误时的心情——人生中最难以忘却的一段记忆，当然容不得半点误读。

    关于朱锡纯老人在野人山中的经历，我不想再过多复述，因为任何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那段蛮荒之地的死亡之旅。通过老人的讲述，我第一次知道了在死尸脑袋上睡觉的感觉，第一次知道了蚂蟥是能钻进睾丸里的。

    在动身前往朱锡纯住处之前，我特意看了一段老人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影像。画面中，老人提到了战友李国良。讲到动情处时，年近九旬的朱锡纯在摄像机前痛哭流涕，反复念叨着“不能怪我，不能怪我……”。对于一名编导而言，这样的素材无异是极其精彩的。但我一直觉得，让采访对象在大众面前一次次将伤口撕开，这样的行为实在太过残酷。至少，我无法做到。

    采访临近结束时，老人终究还是提起了李国良。也许是由于我故作不经意的态度，这一次，朱老先生没有哭泣，只是平静讲述了那段让他内疚终身的往事。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

    也许，在了解完所有的历史情节之后，只有沉默，才是对那段惨烈历史的最好祭奠——长眠野人山的4万名中国军人为证。

    1942年5月初，缅甸北部胡康河谷以南一座村落里，撤退途中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少尉录事朱锡纯正和战友们做进山前的最后准备。

    “炸光了，粮食啊，武器啊，什么都被炸光了，什么都没有。我那时候跟着师部走，后来到村庄上弄了一罐子盐，捡了一把刀，就把这当武器。”朱锡纯回忆起当时的狼狈处境。

    朱锡纯是湖南平江人，1939年应征入伍。此时，他所在的部队，已经在日军追赶下连日奔波数百公里，虽还保持着建制上的完整，但士气低落，纪律松弛。他回忆说：“士兵当时还弄了不少粮食，所谓弄，就是抢。到寺庙里，二话不说，粮食、金菩萨，抢了就走，根本就没什么规矩。杀缅甸人的牛，拿根竹棍削尖当杀牛刀，往牛身上一捅，就那样杀。总而言之，打胜仗不乱来，打败仗就乱来。”

    朱锡纯和战友们将要进入的胡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