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了。我那个时候还很矮。日本人说不行，用刺刀戳爷爷。”张秀红被拖了去，“把我衣服一扒，扒得精光的……我这个腿，肛门跟下部整个撕的，一直撕到尾骨了，撕开了。后来我就昏死掉了……我现在坐凳子就不能坐，尾骨这个地方疼。”

    在防空洞里瑟瑟发抖的人们，将全部的存活希望寄托在守城的国军将士身上。

    南京大屠杀刚结束，金陵大学美国社会学教授史密斯以社会救济为主要目的对南京及周边县城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战后，国民政府为了调查战争损失进行了专题调查。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南京大屠杀中，97%以上的遇难者是平民，男性遇难者比例远远高于女性，农村女性遇害比例高于城区女性。遇难者中80%～90%年龄为20～60岁，而在农村，超过20%的遇难者是60岁以上的老人。

    丈夫没有走开。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对方，甚至死亡，都没能把他们分开。

    1937年8月15日，日军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松井石根任司令官。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达对南京开始空袭的命令。

    李秀英——时为南京居民

    此时，佘子清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进入一家日本工厂做工。“那时候我已经七八岁了。日本工厂做纱手套，我就想进行破坏，做好了手套再拆掉，拆掉再做，主要是进去混饭吃。菜是没有，但每顿有一大碗饭。”

    此时，南京城外人声嘈杂——国民政府斥资49万银元修筑的南京城防工事正在紧张施工，这几乎是当时中国所有城防工事中造价最高的。

    1937年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轧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这一年，刚满5岁的佘子清已经能够帮家里赚钱了——他守着一个香烟摊子。而他妈妈每天早上给几十户倒马桶，补贴家用。

    和佘子清一样，张秀红也逐渐学会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护自己了。她遇到一个日本人，“他对我说，你不是男娃，你是姑娘，要塞咕塞咕（亲热）。我说我打你的嘴，你看我是不是男娃。他哈哈笑起来了。你越害怕，就越倒霉。”

    已经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了，南京城里的百姓们已经从空气中嗅出了战争的味道。

    在张秀红生产的四五天里，丈夫一直陪在她身边。“可怜啊，他也在那儿哭啊。我推他，叫他走，我说你不要看我。”

    然后，太阳升起，然后，我爬上床睡觉。

    暑假还没到，佘子清就发现，校园里的老师和同学越来越少了。学校被迫停课，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通往渡口和火车站的路总是堵得满满的。这孩子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唯一苦恼的是没人停下来买他的香烟了。

    1945年8月10日傍晚，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两位技术员偷听到了重庆方面传来的日本军方正式向盟军提交投降书的消息。趁日本主管不在，他们将日伪广播突然中断，几秒钟后，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响彻南京上空。

    “我家老头就讲，你好好地给我活，我走了，你要更加好好地给我活。老头死了十六七年了，我就一个人过。我家儿子叫我去，我没去。”老人静静地坐在床边做着手里的活计。丈夫在照片中微笑注视，一如从前。

    他们时时面临日本人的勒索。吴殿飞记得，日本兵常到老百姓家里来要东西，一般不要粮食，要鸡鸭，要火柴、蜡烛。还有要“金表”的。吴殿飞愣了：“老百姓哪有金表啊？老百姓都是穷鬼，寻常的表都没有。他（日本兵）说日本话里钱叫‘金表’。”

    在下关码头，尸体堆成了黑乎乎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