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对平民百姓来说，除了走过街头的成队日本士兵，日子与以前没有太大不同。当然，心情不一样——现在，是亡国奴了。

    不时传来的汉奸被刺消息，让人们得到慰藉。

    叶于良回忆：“好几次暗杀活动都让汉奸震惊，比如王克敏曾经被刺杀过。鲁迅的弟弟——汉奸周作人也在1939年元旦遇刺，那时候北平抗日杀奸团还没有成立。结果子弹打在衣服铜扣子上，没有打穿，他没死，受了一惊。”

    有研究者指出：“抗团副团长李如鹏亲自上阵，刺杀周作人。出于对周作人曾经的深刻崇敬，李如鹏枪打得不是很准。”

    这个“抗团”，也就是叶于良口中的抗日杀奸团（也叫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是“七七”事变后不久，一些爱国青年在天津自发组成的民间抗日团体，后来发展到北平。抗日杀奸团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最初成员来自平津几所著名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年-1940年间为高潮。

    加入抗日杀奸团的不乏社会名流子弟，如孙连仲将军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君，宋哲元将军的女儿宋景宪，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等。“后来郭沫若住的什刹海那个大房子，原来是乐家的，那时候乐倩文就住那儿。”叶于良说，“还有魏文昭、魏文彦，开滦煤矿总工程师的两个女儿。”很多抗团成员来自教会学校，“那会儿能够上得起教会学校的一般家境都不错”。

    作家萨苏分析说：“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和孙女郑昆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郑孝胥的孙子和孙女都在北平念书，一个在育英中学，一个在贝满中学。那时我常到他们家去，因为我们沾点亲戚关系，我的姨是郑孝胥的儿媳妇。”叶于良说。

    串门时，在和郑统万的闲聊当中，叶于良听说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抗日组织。“谈起抗日，他说，有抗日的组织，你敢不敢参加？一说敢不敢抗日，还能说不敢吗？当然是敢啊。他就说，那我给你介绍去。就把我介绍给李振英，那会儿他是北平抗日杀奸团团长。”

    神秘的地下抗日团体，通过可靠成员的介绍，接纳新成员的加入。1939年的一天，在中山公园，叶于良见到了李振英。“他给我讲杀奸团的任务，包括杀汉奸、搜情报、爆破日本人的设施。”

    此时，叶于良上高中一年级，李振英上大学一年级。在李振英的带领下，叶于良参加了一个简单的宣誓仪式。

    叶于良回忆：“一张小纸上写着誓词。誓词我记不大清楚了，好像是‘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还有一个‘团训’，好像是‘遵守团的纪律，保守秘密，如有违反原则，受严厉制裁’，大意是这样。宣誓完了签字，签字完了就烧了，这东西不能存，存下来，将来万一被破获了怎么办？”

    看着一纸誓词在火中燃尽，叶于良感觉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