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有人警告我们，谁也不许往回跑，跑回来还是死罪，而且爹妈都得死罪。”左宪良回忆说。

    身处沦陷区，他们不敢反抗。一辆载着500多名劳工的火车，在家人们的哭泣声中慢慢远去。

    “乘警告诉我们，谁往外瞅就把脑袋砍下来。”左宪良和工友们惊惧不安。轰隆隆的列车，像是通往地狱。

    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在意老鼠？

    几天后，左宪良和工友们被押送到劳动地点——位于哈尔滨平房镇的一个场区。左宪良记得：“大墙一丈多高，四周都是铁丝网圈着，南边有门，两个站岗的。”

    场区只有一个门进出，劳工们每次必须经过门岗卫兵搜身检查后，才能进入场区劳动。左宪良当时的工种是木工。

    在左宪良的记忆里，劳动时总是提心吊胆。“在那里头干活，不许你打听，不兴你乱瞅，你走吧，就这么直接往前走，东张西望都不行。旁边有日本鬼子，端着枪，带刺刀，看你往周围一瞅，一枪就打死你。”

    据左宪良回忆，日军对劳工们规定了十二条禁令：不准经过场区乱看，不准谈论场区事情，不准给亲友写信，不准在场区劳动时交头接耳等等。如果违反规定，就会被处死。不过，时间一长，大家也学会了应对的办法。“一共有二三十个仓库，我们白天干活，卫兵走过去了，我们就偷着瞅。”

    场区里有一幢灰色建筑，戒备森严。左宪良和工友们就在灰色建筑外的空地上干活，建筑里面究竟有什么秘密，他们无从知道。

    据左宪良回忆：一天，工地上出现了两只老鼠，“我在另一边，我听到有人说，踩死了，踩死了。我看他扒拉扒拉，用棍子掘出来，一看，黄老鼠，大眼贼。”

    工地上这个小小的变故引来了日本人。让劳工们感到意外的是，日本工头竟然因为两只老鼠被踩死大发雷霆。“日本人关岗来了，拎个棒子，半截扁担长，上去打他，那小个子就立正站着，老给他敬礼，嘴上说，哈伊。”左宪良说，整个场区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事情似乎比大家想象得还要严重，劳工们被命令放下手中的工具排队站好。

    个子最高的左宪良站在了整个队列的前头。“（日本人）到我跟前，把那棒子撇了，扔到一边，啪啪啪打我耳光，又抬腿踹我一脚，一踹就倒了，脑袋一下子嗡嗡响。我寻思，好好的，打我干啥啊？”

    左宪良被打掉了两颗牙齿，耳膜也出了血，疼得就地翻滚、惨叫。其他工友在日本兵的胁迫下被迫互打耳光。

    左宪良记得，后来日本工头找来翻译告诉大家：“今后再见到老鼠要捉活的，不准踩死！”

    大家都很疑惑：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在意老鼠？

    为什么防疫给水部队要从事跳蚤繁殖？

    劳工们对老鼠充满了困惑。场区内21岁的日本兵筱冢良雄，也有着同样的困惑。

    筱冢良雄回忆说，1939年的一天，在日本东京的一所中学里，一名征兵员向学生们许下效忠天皇的美妙诺言：“你们如果参军，会被分配到医院或航空部门工作，还将得到大笔的奖学金。”听到这个消息，少年筱冢良雄十分开心。

    “当时日本的学校不是学习的地方，而是军事训练的地方，一直在进行训练，经常被教官殴打。由于这样的情况，更想加入军队，也许能逃脱。所以连家长也没有说就报了名。”

    那一年，筱冢良雄只有15岁，他在录取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两个月后，筱冢良雄与一批新兵一同来到了中国，加入驻扎在哈尔滨平房镇的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关于这支部队的渊源，在榊原秀夫、田村良雄、秦正氏、荻原英夫合写的《“满洲第731部队”罪恶史》中有如下描述（有删节）：

    “关东军防疫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