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早，她独自抚养5个孩子长大。孩子们曾经在下地干活时被村里人笑话，说他们的母亲是进过鬼子炮楼的女人。“过去的事情了，不用说了。别人真要笑话，我也不怕。”刘面换说。

    多年前那段耻辱的经历，在刘面换心底挥之不去。“经常想这些事情。有天晚上，小孙女说，奶奶你睡觉时叫唤什么？我说我做了个噩梦，害怕得叫唤。我不愿意告诉孩子，其实是梦见鬼子又拉我走呢。就在那窑洞里头，对面住的是老百姓，他们晚上经常听见有人哭，那就是我们。”

    疯女人侯巧莲结过两次婚，生下6个孩子。二女儿不理解的是，每次母亲发起疯来都要往茅厕里跑，藏起来，有时一藏就是几天，怎么拽也不出来。

    侯巧莲二女儿回忆说：“她动不动就说，把我的头割下来，抬到水渠子里洗干净。她主要是脑袋难受。疯起来，什么也不知道，半夜起来跑了，我们只能时时地看着她。她受罪，我们也受罪。我们受罪是小事，主要是她受的罪太大了。”

    1996年，侯巧莲和当年同被抓进炮楼的老乡郭喜翠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1999年，“只活了14年”的侯巧莲去世，她没有等到判决。4年后，她的墓地已经难以辨认。8年后，她的案子有了最终结果：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告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驳回其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的诉讼请求。

    2001年11月28日，黄有良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代表8名中国海南妇女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受到的终身伤害出庭，提出：要求日本政府正视过去的侵略事实，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公开谢罪，向每位原告提供经济赔偿。

    2006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黄有良等8名原告的诉求。

    2009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依然驳回原告方的诉求。

    2010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刘面换走过了一条和侯巧莲、黄有良相似的跨国诉讼路。从1995年起，她先后5次到日本出庭作证，为自己的尊严讨还公道。“我不觉得丑，要丑也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侵略者丑，要揭露他们的丑。”刘面换说。

    2004年冬案子二审时，刘面换胃部大出血，她仍然强烈要求去日本打官司。她说：“这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和日本把官司打下去。”

    虽然最终败诉的结果，让老人难以接受，不过，她已经为自己重新赢得了尊严。

    2001年11月，东京一所大学，刘面换参加一个慰安妇问题的证言大会。日本老兵金子安次到会为侵华日军的性犯罪作证。会后，金子安次和刘面换有过交谈。

    金子安次的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我告诉刘婆婆，想帮忙筹款，虽然不是大数目，但也带了来，请她接受。可是刘婆婆说，我不要，绝对不拿。我说，我在战争时干了很多坏事，对很多人做了不可挽回的错事，想把钱塞给她。律师也帮忙拿了，但她始终不肯收。刘婆婆说，你光明磊落地重新站起来，所以不需要你的钱。我只想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赔偿。”

    表情坚毅的刘婆婆和向受害者暴露自己罪行的安次，被众多工作人员团团围着。

    “身体还可以吗？”

    律师把安次的话翻译过来。

    “还可以，我们今后都要继续努力。”

    刘婆婆边看翻译员，边看安次，温和地笑着回答。

    “我会尽力而为。”

    安次回答，两人一起握手。

    链接

    侵华日军掳掠慰安妇罪行

    1937年底，日军在苏州掳掠了2000多名妇女，无锡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