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经历过八年抗战的老兵来说，20分钟实在是太短了。尽管在仪式结束的时候，冈村宁次一行人向中国受降代表深深地鞠了一躬，但在赵振英看来，这样的歉意表达显然无法抚平八年来中国人所遭受的屈辱、伤害和苦难。

    日本人不得不承受战败的屈辱。

    冈村宁次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

    日军战俘营墙上的“忍”字

    南京城外，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上尉连长杨永彬奉命率部接受南京城周边驻扎的日军投降。

    “日本人见到我们就敬礼，甚至又跪又拜，打了胜仗，我们真是王啊。”

    杨永彬感叹，“他们那个司令官，我们管他，他害怕我们，送我们剑，送我们照相机，什么东西都送，巴结我们，怕万一我们虐待他们。”

    原来耀武扬威的日本人，现在变得小心翼翼，杨永彬体会到了一个胜利者的快感。

    和杨永彬相比，第九战区总监部经理处上尉科员吴淞作为胜利者的感受更复杂一些。1945年9月，他随部队到了南昌。此时的南昌街头，已经看不到日本人的身影，原驻此地的日军已经被送到了战俘营里，等待被遣返回国。

    在日军战俘营检查时，吴淞发现墙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忍”字。“刚开始我想把它扯掉，后来想，扯掉不好，像是我们怕他们似的，就没有扯。后来我看到一个日军的少佐，我要他过来，他来了，我就指着这个‘忍’字，笑一笑，说：‘你们说三个月灭亡中国，灭亡了没有？你们就是要忍，想报复，不可能。’”

    日军少佐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希望中国军队保护日本战俘的生命安全。

    吴淞回忆：“日本人的战俘营，有老百姓跑去打他们。不过，让我们派部队保护他们，等于保护敌人，我们不愿意。后来想出个办法，发一支步枪给他们，不给子弹和枪栓，让一个日本兵带着枪站在门口，老百姓不懂，不敢再进去。”

    同样是投降日军，时为炮兵第三团一营二连连长的李祥麟所见到的要顽固得多。

    “我们去接收日军的炮，一个日军大尉来了，他把炮交给我们以后，给炮敬礼。我说：‘你给炮敬什么礼？’他讲：‘这火炮大大有功。’我说：‘这火炮有什么功啊？’他讲：‘这火炮从南京一直打到武汉，出了力。’我说：‘胡扯，你们的火炮杀害我们中国多少老百姓，还有功吗？！’”

    李祥麟对日军大尉说，你们打败了，投降了。“他讲：‘我们没有打败，没有投降。’我说：‘怎么没有？’他说，‘我们是听天皇的命令的。’我说：‘你们天皇就那么傻，没有失败就投降了吗？你们好好反省一下，你们发动侵略战争，屠杀我们多少中国老百姓，这么大的罪行，你还不承认吗？！’末了，他讲了一句话：‘30年以后我们还要见面。’”

    30年以后，又过了多年，李祥麟没有再见到这个日本人。

    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遣返日俘、日侨的轮船从天津塘沽港启航。此后的7个月里，分散在中国各地的310万日俘、日侨陆续被遣返回国。

    “杀人比赛”恶魔终被枪决

    1946年2月15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开庭。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法庭对南京大屠杀首犯、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进行了为期3天的公开庭审，当年3月10日，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中国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相继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广州、太原、徐州、济南、台北、沈阳等地开庭，经审判，35名战犯被执行死刑，其余战犯也都得到了相应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