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节车厢和第二节车厢交界处的连钩上，王芸彬紧紧地贴上了一个30克的炸药，起爆器也安好了，时间定为3分钟。安好炸药以后，王芸彬爬到第二节车厢顶上，用手电筒跟第五节车厢联系，那边回电表示：“知道了，我也投放。”王芸彬顶着烈风低着头爬到第五节车厢，爬到车门那个地方，用手去推车门。车门很松，把车门推开了，王芸彬就把30克的炸药变成圆的塞进去，同时把起爆器也安上了，时间也定好了，然后又用手电跟爆破组的小张联系：“都好了，跳车。”他们两个都跳下去，王芸彬跳下去以后正好滚到沟里面。

    爆炸虽然没有成功炸毁黄河铁桥，但炸毁了40多米的路基，日军大为震动却调查无果。

    1945年3月下旬，宪兵队里忽然来了一个日军“北”大校。3月以后，他经常到宪兵队来，宪兵队长对这个“北”大校毕恭毕敬。后来才知道，这个“北”大校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派来主管豫北地区的保卫工作的，专门对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的地位很高，不仅是大校，而且还是一个皇亲。

    这个“北”大校，每到礼拜天的晚上，总是一个人，不要任何人陪同，雇上一个黄包车，把他拉到妓院去发泄性欲。他离开妓院也很准时，每到12点钟，他就雇黄包车把他拉回军营他住的地方。根据举报，很少有哪个礼拜天他不去的。王芸彬他们研究了这个情况，认为这个人一定要除掉，如果不除掉的话，对王芸彬自己领导的那个组织，对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比如刘鹏那个组织，以及其他的抗日组织，一定会非常不利。

    一场暗杀行动，在王芸彬心中渐渐酝酿成熟。王芸彬用的枪是前进基地配给他做特工狙杀人的左轮手枪，子弹是高爆头的，只要击中人就活不了。那天晚上，王芸彬预备好出手了。准备用木船接应他的同伴小张，也把船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12点左右，王芸彬等了不到四五分钟，就看到一个黄包车摇摇摆摆地过来了。那时路上虽然有电灯，但是光线很暗，王芸彬看到一个军官倚靠着坐在车上，嘴里叼着烟卷，手里扶着军刀，穿一件大衣，王芸彬几步就蹿了过去。“北”大校发现有人过来，挺起了身体，骂道：“八嘎雅路”。

    王芸彬右手嘣的一枪，声音很闷。王芸彬老人说：“这枪不太响，嘣的一枪，就看到大校往前一蹿，子弹从右边进去了，啪，向左边倒下去了，我左手拿着手电一照，看到他的左脑袋没有了。”车夫吓坏了，愣在了那里。王芸彬告诉车夫自己是游击队，被打死的是日本特务，让车夫把车扔了，赶快跑。枪一响，船上的小张也上来了，上来以后拿手电跟王芸彬联系，王芸彬几步就跳到了船上，船就顺着水流走了。

    事发后，新乡日本宪兵队将沿途所有摊贩，全部缉捕，严刑拷打，车夫一家三口惨被折磨致死，但日本宪兵队仍然一无所获。

    日本人见到中国人躲着走

    那段日子，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在各自的潜伏岗位，通过种种特殊手段，完成了对敌情报搜集传递、物资运输、策反、破坏乃至暗杀行动，他们都在等待那个胜利的日子。

    1945年8月16日，丁公量正在洗澡，一个通讯员跑来大叫：“粟科长，粟科长（粟后为丁公量化名），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他交给丁公量一封谭政委（谭启龙）给的信。丁公量看了以后，向同志们公布了胜利的消息。

    丁公量老人回忆说：“当时在那里的同志，全站起来欢呼呀，这个信里就是讲，延安的电台报告说，日本已经投降。”

    在同样的日子里，王芸彬也在享受着胜利者的骄傲。王芸彬老人说：“那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级别也不高，他拖着他的小马，把他的一柄军刀，祖传的军刀送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