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里可以游泳，也可以洗澡。洗澡时，先把衣服脱下来洗干净晒在河边，然后下水洗澡，洗完了，衣服也干了，穿上就走了。所有人都是这样，所以男女不能在一块儿洗澡，是分段的，女同志在这段，男同志就在那段。

    孩子们白天游完了泳，晚上还能看到精彩的文艺演出，比如《白毛女》、《黄河大合唱》，还有话剧和京剧，这些节目不但在延安演，也在抗日前线演，鼓舞着战士的斗志。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全兵服务，演出场所先得贴近群众。一般是找个空地，比如打麦子、晒麦子的麦场，或者河滩地、荒地，大家在那儿一坐，开个场子就开演。《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都是在那种情况下演出来的，很多人觉得，如果真把它放到舞台上，还没什么看头，但是大家围成圈那么一打，还挺好玩。

    从1943年春节开始，秧歌也在延安时兴起来，因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小战士李长华很喜欢节日里的延安，一到春节，或者其他节日，延安就非常热闹，大家搭好场子，人围坐好了，就开始表演。那时候农村的秧歌队，各个剧团组织的秧歌队，都来跳大秧歌。

    通俗易懂的秧歌剧，让老百姓对胜利充满了信心。除了扭秧歌，跳交谊舞也是延安重要的文娱活动。跳舞是大人的事儿，孩子们喜欢在一旁观看，领袖在场的时候，大家的情绪更高涨。何理良曾经和毛主席跳过舞，她回忆说：“毛主席腿很长，当时我的个子很小，他跳舞都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就像我们的山东战役，七战七捷，结果我要踮起脚尖来才能跟得上。”

    舞场上，漂亮的女同志常常引人注目。当时还是小孩的阮崇武，在一旁看着大人们跳舞，他也记住了那些漂亮女兵的模样。她们穿的也是军装，但就是瞅着比较特殊。人家系个皮带，领子开个衩，头发梳得比较整齐，或者弄个大马尾辫。

    根据地的工作学习很繁忙，谈恋爱也要争分夺秒。当时，延安有个女子大学，每个礼拜六都有很多男同志在门口站岗。任湘老人说：“出来一个女同志就直截了当地问，你有对象吗？那时没什么可隐讳的，直接问，爱我吗？咱俩结婚吧！”那时在延安结婚有一个特点，速度都很快，不能夜长梦多，因为女同志少，男同志多。

    延安的婚礼十分简朴，何理良跟黄华结婚时也是这样。何理良是军委俄文学校的学员，她结婚的时候，俄文学校俱乐部主任在桃园组织了一个舞会，平地里点上一些马灯，大家跳舞，一面吃花生、枣子，就算是庆祝何理良和黄华的婚礼了。结了婚也没时间享受家庭生活，前方的战斗正等待着他们。

    如果没有乐观主义的文化娱乐生活，就很难在那个艰苦的条件中维持下去，靠什么力量维持？就是靠这种革命的精神，革命的乐观主义。

    重逢的喜悦和永别的悲伤

    1945年8月，八路军对日军展开大反攻，黎明前的战斗打响了，大人们更加忙碌，有时候忙得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与久别的父母团聚，成了孩子们最盼望的事儿。

    朱育理在战火中与母亲失散，他们最终在延安的窑洞里重逢。朱育理老人回忆说：“我一开门，就看见了她的侧影，在那儿纺线。妈！我就这么一叫，她回头一看是我，就愣了。她没想到是我，过来拽住我就哭。”

    任远志从小没见过父亲，母亲生下她就被关进敌人的监狱，十五岁时她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父亲任弼时。父亲拄着拐杖，戴着黑边眼镜，任远志立即跑过去搂着父亲的腿，却怎么也喊不出“爸爸”来。任远志老人说：“因为从小没有喊过爸爸妈妈，就搂着他很久说不出话来，就是太高兴了吧，流着幸福的眼泪。”这位慈祥的老人每每想到此处，片刻心酸涌上来，都忍不住又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