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调来大量的消毒药水，在战场消毒。

    我们采访到了杰弗·里豪，他是白求恩大夫的侄孙，他说他小的时候，祖母总会跟他和弟弟妹妹们提到白求恩医生，告诉他们关于白求恩的事。但是，在加拿大没有人真正谈论他、提及他，他被遗忘了。

    1939年秋季的一天，李玉茂听说冀中的人员和晋察冀的人员给白求恩开追悼会。听到消息的李玉茂哭得很伤心。

    1939年10月，日军扫荡晋察冀根据地，当时正准备回一次国的白求恩听到消息后主动留了下来，赶往前线。他在一天的时间里就为13位重伤员做了手术。当他为一位头部严重感染的伤员实施排脓手术时，本已受伤的手指又被感染，致命的病毒侵入了他的血液。医务人员说：“白大夫，把这个指头去掉吧。”白求恩说：“外科医生把指头去掉怎么工作？”

    抗战胜利的勋章，永远有他们的血和汗。

    这是我心中的遗憾，也增加了做片子的难度。松山战役的时候，日军的记录里记得很明白，哪怕是一个兽医，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我们却找不到自己人的名字。

    1938年3月，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3人组成的加美医疗队来到延安。随后，白求恩奔赴前线，出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李玉茂老人曾经亲眼见过白求恩，他说：“他的眼睛不是蓝色的，好像发灰，身材细高细高的，大概做手术时间长了，背有点驼。”尽管已经过去60多年，因为脑血栓对于过往记忆已经有些模糊的李玉茂，对于见到白求恩时的情景却依然无法忘记。

    抗战八年，有太多这样的医护人员，他们不顾一切，只为了能让更多的人活下去。这些留下姓名和没有留下姓名的天使，永远不会被忘记。

    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幸好，日军信以为真了。大家眼含泪水，望着被押走的护士长，那件蓝色的衣服，逐渐消失在视线里。

    与刘御同组有一个医生叫王军，他的一个病人叫辛瑞。王军看见重伤的辛瑞太辛苦了，又见外面太阳很好，就把辛瑞抬了出来，想让她晒晒太阳。

    周良柏——时为第十集团军八十六军七十九师战士

    1943年，七十三军作战参谋谭昆山被送到了后方的伤兵医院。在常德保卫战中，一块弹片插进了他头顶右后方的位置，伤口感染了，高烧四十多摄氏度，情况已经非常危险。

    后来，组里买了大量的图书，其中有一本是1936年出版的《军医手册》，书很小，很旧，里面已经痕迹斑驳，翻着这本书，心里突然有一种很难过的感觉。不知道当年看着这本《军医手册》的医生是否从战场活着回来，他后来过得怎么样？

    看护长拿来一个大号漱口杯，竟然开始用嘴直接对着谭昆山的伤口，一口一口地吸里面的脓！吸一口、吐出去，然后猛喝一口水漱口，又接着吸吐、漱，这套动作，她反反复复地做……直到伤口中的脓血彻底清理干净。看护长当日的惊人之举，让谭昆山的伤势很奇迹般地得以控制。

    没有临别的拥抱，也没有感谢的话语，战士们就这样默默地望着这个只接触了三天的白求恩大夫远去。

    就为了能继续给战士们做手术，白求恩任由病毒慢慢侵入他全身的血液。不愿离开手术台的白求恩身体越来越虚弱。

    1939年，一个刚刚毕业的小护士被分到了第三战区的重伤医院，后来，她回忆说，那里每天都有锯手锯脚的，她很害怕。但是没过多久，小护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她主动接近伤员，给他们唱歌，还替他们给家里写家信，伤员们都盼着重返战场，但可惜，他们中的很多人无法再回战场了。

    做这个专题的时候，最难的是找不到全面的抗战时期战地医疗的资料：照片，影像，还有数据。我们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