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仲夫人营救未成，川岛芳子仍十分留恋这个生的世界。她苦苦挣扎，希冀能免于一死。她的唯一办法是竭力为自己洗刷。

    1947年10月8日下午2时，在天安门西侧司法部街（今人民大会堂所在地），北平地方法院大法庭第一次开庭，对川岛芳子以汉奸罪进行审理。

    消息传开，人们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传说中神秘莫测的魔女艳谍，看一看这个清王室金枝玉叶的“格格”，看一看这个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中扮演了可耻角色的“帝国之花”，因而人流如同潮水一样蜂拥而来，把司法部大街挤得水泄不通。人流还拥进了法院的大门，甚至挤倒了门前的石狮子，造成了砸伤人的惨剧。法院无奈，只得宣布审讯延期。第二次审理改在10月15日下午3时举行，地点改在北平地方法院后花园，特地设立了一个露天临时法庭，还出动了大批军警，采取严格的保安措施。但闻讯而来的人仍如潮涌，有人爬上树，有人爬上墙头，有人站在房顶上，有人站在马路上的汽车顶上。川岛芳子的“知名度”实在太高了，人们都想亲眼目睹她戏剧性的下场。

    川岛芳子在几千双眼睛的注视下被押上法庭。她上身穿灰色短袖线衣，下着一条咖啡色西服裤，仍然留着“男装丽人”时常梳的分头短发，脸上略施脂粉，浓淡适宜，体态丰盈，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审判长首先讯问被告的身份。

    川岛芳子振振有词地说：“我是日本人，你们中国的法庭怎么能审判我呢？”

    这时大批日本战俘已被遣送回国，就连川岛芳子十分熟悉的李香兰（山口淑子）也被遣回日本。川岛芳子和辩护律师都认为，只要一口咬定是日本国籍，那么中国的法庭就不能审判她。为此她在狱中曾多次写信给养父川岛浪速和已被遣送回国的秘书小方八郎，恳求说：“无论如何要想尽办法，证明我是日本人。”、“弟弟已入‘日本’户籍，是否可把他的户籍抄本的名字，改成我的名字？”

    但是，川岛芳子的努力落了空。审判长说：“你的生父肃亲王善耆是中国人。你只是过继给了日本的川岛浪速做养女。”

    一计不成，川岛芳子又生一计，想在年龄上玩花样。

    审判长问她：“你是什么时间出生的？”

    川岛芳子含糊其辞，支支吾吾地说：“可能是1916年生，也可能是1917年生……我也说不清楚。我的父母都早死了，法庭可以和我的养父川岛浪速联系核实。”

    辩护律师趁机提出：如果川岛芳子确实生于1916年，那么“九。一八”（1931年）事变和“一二？八”事变（1932年）时，她只有十五六岁，是不可能参与其事的。

    审判长又问川岛芳子：“你什么时间回到中国的？”

    “当我发现我是中国人的时候，是16岁，就从日本回到上海，17岁去长春。是民国几年，记不清了。”

    “你去长春的用意是什么？”

    “是哥哥金碧东接我去的。”川岛芳子狡猾地回避了去长春（伪满洲国的“京都”新京）的政治用意。

    审判长又问：“你在自白书上写着自任军长，在长白山一带缴了陈国瑞的械，组织伪安国军，自任司令，同时游说马占山和苏炳文等投降，你要陈述详细经过。”

    川岛芳子装聋作哑，摇摇头，说听不见法官的话。

    审判长从桌上举起一颗伪华北自卫军总司令的印章，问道：“这不是你当司令的证据吗？”

    川岛芳子看了看印章，沉吟不语，稍后，她连连摇头否认，说：“这是他们给的职务，我并没有接受呀。”

    审判长又举起一张川岛芳子身穿大将军装的二寸照片，问她：“这是你吗？”

    “是我。”川岛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