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军心影响至深至巨，不是一日能消除的。”他当即发出电报，命郑介民回京述职。

    郑介民回到南京后，蒋介石一直拒之不见，有意给他心理上一点折磨。郑介民整天惶惶不安，于是托黄埔同窗、正红得发紫的康泽为其缓颊。

    “郑介民有负领袖重托，但他办事是认真的，所谓没有功劳有苦劳，校长如果能给他一个补救的机会，他会感激不尽的。”康泽喋喋不休。

    “那就让他到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去，那里没有什么要紧事，正适合他这种无能之辈。”蒋介石仍然余怒未消。

    康泽帮忙敲边鼓，郑介民对“老蒋”频送秋波，终于东山再起。花钱买得鬼推磨，2000万元大洋令陈济棠的空军全部反了水。

    军事委员会参谋部是个清水衙门，最初，郑介民也是耐不住寂寞，长吁短叹，怨天尤人。康泽知道后很不安，提醒郑介民：“老兄也算是在侍从室干过的，应该知道校长的为人，你若是低眉顺眼，他或许还会生出恻隐之心，若是怨声载道，激起他的怒火，问你个不逊之罪，那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郑介民惊出了一身冷汗，一揖到地：“感谢康兄的点拨，我知道如何处置了。”

    从此，郑介民发愤攻读，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他无不涉猎。他再也不躲着以前侍从室的同事，而是主动递上笑脸，打听蒋介石的一举一动，露出依依留恋的神色。有参谋部的同事讽刺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他却一本正经为自己解释说：“这叫身处江湖，心在庙堂，谁不愿意在领袖身边工作，那是无尚的光荣。现在我辜负了校长的期望，心常戚戚，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这些话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他大为受用，“孺子可教，郑介民能有这种想法，我很宽慰。”康泽也在一旁打着边鼓：“最近，按校长的意思，要建立一个类似苏联‘格柏乌’(即克格勃)的组织‘复兴社’，很缺人手，郑介民有特工工作经验，又是校长门生，忠诚是没有问题的，可否让他负一点责任？”

    复兴社是军统的前身，下设书记、宣传、组织、训练、特务等处，其中特务处为其核心，蒋介石考虑良久才择定负责人选，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副之。

    郑介民走马上任。与戴笠共事可不容易，此人独断专行，霸道得很。好在上任前蒋介石交待过，让郑介民安心做副手，待到有机会给他在军界安个位置。有了这个交底，郑介民也就不想在特务领域里争龙头老大。特务处举凡人事、经费、内务、行政等方面由着戴笠发号施令，他乐得做个甩手大爷，懒得操心。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福建事变的硝烟刚散，“南天王”陈济棠又扯起反旗。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冷冷哼了一声：“陈济棠井底之蛙，成不了大气候。”一面挥兵迎敌，一面紧急召见郑介民。他一向坚信军事与政治要相辅而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军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郑介民自然猜到了蒋介石的心思，应对时胸有成竹。他早在年前就发现陈济棠有异动，因此先期将特务处骨干潜伏到广州活动，而且卓有成效。陈济棠部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已答应与中央保持一致，绝不追随陈济棠兴兵作乱。

    蒋介石说：“陈济棠蓄谋已久，手上没有王牌不敢向中央挑战。他的王牌就是空军。最近广东方面向德国订购了一批容克式飞机，空中力量号称全国之最。我们的士兵对空中打击不很适应，有畏惧心理，陈济棠也正是有此心理优势，打掉他的空军就打掉了他的自信，胜负也就不言自明了。”

    “可以把他们买过来。”郑介民说得很轻松，他已经通过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州与陈济棠的诸多空军将领拉上了关系。

    “甚合吾心。”蒋介石在心中自语，问：“需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