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略述自身及其家庭——出游的最初动机——海上船只失事，游水逃生——在小人国的海岸脱险——被俘，押解到该国内地。

    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份小小的产业；我在他的五个儿子中，排行老三。十四岁那年，他送我进了剑桥的伊曼纽尔学院。在那儿我住了三年，埋头攻读我的学业。虽然家里给我的补帖少得很，但是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还是太重了。于是我就到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手下当学徒；一直学了四年。有时父亲也会寄小额款项给我，这些钱我就用来学习航海及数学中的一些学科，对那些有志于旅行的人来说，这些东西都很有用处。我始终深信，终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去外出旅行的。学业完成后，我回家去见父亲；多亏他和约翰叔叔及几个亲戚帮忙，我得了四十英镑，他们还答应以后一年给我三十英镑用来维持我在莱顿（荷兰西部的一个城市，为当时欧洲医学研究的中心）求学。我在莱顿学医共两年零七个月。我知道在长途航行中，医学是很有用处的。

    从莱顿回来后不久，恩师贝茨先生推荐我到亚伯拉罕·潘耐尔船长统率下的“燕子”号商船上当外科医生。我跟随船长干了三年半，曾多次去利凡特（地中海东岸一带地方）和其它一些地方。回来之后，受恩师贝茨先生的鼓励，我决定就在伦敦住下来。他又给我介绍了几位病人。我在老周瑞街的一座小房子里租了几个房间；那时大家都劝我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我就跟在新门街上做内衣生意的埃德蒙·伯顿先生家的二女儿玛丽·伯顿小姐成了亲。我得到了四百英镑的婚嫁费。

    可是，两年之后恩师贝茨去逝了，我没有几个朋友，而良心又不允许我像我的许多同行那样胡来，因此生意渐渐萧条。我和妻子以及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下，决心再度出海。我先后在两艘船上当外科医生，六年里我多次航行到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我的财产也因此有所增加。由于我总能幸运地得到大量的书籍，所以在空余时间里我阅读了许多古今最优秀的作品。到岸上去的时候，就观察当地人的风俗、性情，也学学他们的语言，我凭借着自己记性强，学起来较容易。

    由于这几次航海中的最后一次不怎么顺利，所以我开始厌倦起海上生活，想着要呆在家中与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我从老周瑞街搬到脚镣巷，接着又搬到威平，盼着能在水手帮里揽点儿生意，结果却未能如愿。一晃三年过去了，眼看着时来运转已经无望，我就接受了“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查德船长的优厚待遇的聘请；那时他正准备去南太平洋一带航海。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们从英国南部的一个叫布里斯托尔的海港启航。我们的航行开始一帆风顺。

    由于某些原因，把我们在那一带海上历险的细枝末节全都告诉读者扰其视听是不合适的，只说说下面这些情况也就够了：在去往东印度群岛去的途中，一阵强风暴把我们刮到了凡迪门兰（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原名凡迪门兰）的西北方。据观测，我们发现所在的位置是南纬三十度零二分。船员中有十二人因操劳过度与饮食恶劣而丧生，其余人的身体也极度虚弱。十一月五日，那一带正是初夏时节，天空大雾迷漫，水手们在离船半链（海程长度。一链等于十分之一海里［185.2米］）的地方发现一块礁石；但是风势很猛，我们被刮得直撞上去，船身立刻触礁碎裂。连我在内的六名船员，将救生的小船放到海里，竭尽全力脱离大船和礁石。据我估计，我们只划出去三里格远，就再也没有力气划船了，因为大家在大船上时已经力气耗尽，于是我们只好听凭波涛的摆布。大约过了半个来小时，忽然一阵狂风从北方吹来，将小船一下掀翻了。小船上的同伴，以及那些逃上礁石或是留在大船上的人们后来怎么样，我也说不上，可我断定他们全完了。至于我自己，则听天由命地游着，被风浪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