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些荷兰的水手，他们都是阿姆斯特丹的载重达四百五十吨的“阿姆波伊纳号”大商船上的人。我在荷兰住过很久，那是在莱顿求学，所以我的荷兰话说得很好。水手们不久就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了。他们十分好奇地询问我的航海及生活经历。我尽量地把故事编得简短而可信，却把真相的绝大部分却隐瞒了下来。我在荷兰认识不少人，我可以捏造我父母的名字，假说他们是盖尔德兰省出身微寒的百姓。我本来准备付给船长（一个名叫西奥朵拉斯·凡格鲁尔特的人）我到荷兰应付的船费，可他听说我是名外科医生后，就高兴的只收了一半，条件是我在我本行业务方面为他服务。开船前，有几名船员一再问我有没有履行以上提到的那种仪式。我避开了这个问题，只大概地回答他们说，天皇和朝廷的每一点具体的要求我都满足他们了。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个叩头虫一样的歹毒的流氓跑到一位官员前，对他说，我还没有踩过十字架。可是官员早已接到放我出境的命令，反而用一根竹子在这流氓的两个肩膀上打了二十下；此后就再也没有人拿这样的问题来烦我了。

    航行途中没有发生值得一提的事情。我们一帆风顺驶到好望角，为了取淡水我们在那停了一会。四月六日，我们安全抵达阿姆斯特丹，路上只有三名水手病死，还有一名在离几内亚海岸不远的地方从前桅上失足掉进了海里。之后不久，我搭乘阿姆斯特丹的一艘小船从那里启程回英国。

    一七一○年四月十日，我们进入唐兹锚地。第二天早晨我上了岸，在离开了整整五年零六个月以后，终于又见到了自己的祖国。我马上动身去瑞德里夫，当天下午两点就到了家，看到妻子儿女全都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