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一个青年要修炼成打心眼里喜欢煮饭炒菜，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很多周折的。好企业家为什么这么稀缺？看起来，梦想做企业家、做老板的人可是多了去了，但从结果来看，跟成就一位好厨师是同样的：一个下海经商的人最终要陶冶成一位好企业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要大费周章。像比尔·盖茨那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好的企业家和会做饭菜的好男人一样，首先做这项工作的人的基数就很少，其次其技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练成，而最后真正能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格外稀罕。

    这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现代含义，即：做一位企业家，要心甘情愿地、乐此不疲地做吃力不讨好的事、鸡毛蒜皮的事，要去深入了解自己的长处和能力、众人的需求和心理，要管吃管喝。这还只是第一步，还有技艺层面的、质量层面的、材料层面的、环境层面的、形象层面的、采购层面的、绩效评价层面的、培训层面的、新产品开发层面的、消费心理层面的、志趣层面的、信用层面的，另外还有外部环境系统层面的，更是不一而足。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的影响，都至关重要，来不得半点闪失。稍有闪失，就无法成为好企业家和好厨师了。

    看看清朝末年，我们就会发现，“治大国若烹小鲜”是逻辑上异常清晰、实践上难上加难的事。如果很容易的话，清朝政府只要通过维新变法，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就可以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了。在中国，实践并没有这么简单。“工业革命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表明中国在工业经济领域是失败的”，但我们自以为或者自我期望可以通过找到一个万全之策快速赶上。这种心理期望从清朝末年起就不绝如缕。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期望轰轰烈烈搞一个运动就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也不少见，“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发现自己几乎没有竞争力。西方也就是七八十年代开始腾飞的，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赶上？”长波理想是美好的、伟大的，但一旦具体到短波理想，就会发现困难重重，而剧烈的社会变革，总是不断地“浪费”着时间和资源，却在建设性地解决问题上成效甚微。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总算有了点起色，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又给我们带来了“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中国这次能否抓住契机？“如果按过去30年的经验，我们继续靠粗制滥造、不关注知识产权、靠低廉的劳动力、靠成为世界工厂，这个模式还能走得通吗？”这个模式有能力参与世界的重新洗牌，并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吗？

    实际上，对于这么宏大的主题，涉及面这么广、这么深的问题，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和事前的完备计划。在此说起，是想换一个思考角度：何不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托付”给企业家，交给无数像任正非这样的知本主义企业家？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没有把这样的国家层面的问题交由企业家解决。在中国落后的漫长过程中，企业家一直没有发言权，没有正儿八经地发挥过他们应有的自主创新、市场导向、结果导向、善于抓机会的作用。或许，现在应该有所变化了。改革开放30年让我们看到，企业家精神的能量一旦得到释放，就会产生巨大的效果。如今，国家经济模式的升级更替、“中国世纪”这个长波理想能否顺利起航并在未来变现，企业家的作用更是无法忽视。所不同的是，这些任务比之前30年的更重大、更艰巨，我们需要更具创新精神、更有世界级竞争力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把国家经济参与世界重新洗牌的任务“托付”给企业家的想法，我是从美国20世纪的一句广泛传播的名言中得到启发的：既然在“美国世纪”，美国的事业是商业（the bosses）—决定中国前途的该轮到中国的企业家了。

    20世纪中国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