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出了任何一家中国企业所能达到的境界，只要有任正非继续主导华为，这个境界还会提升得更快，与其他企业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因为即使别的企业开始意识并领悟到任正非的思想和竞争智慧之妙，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准，而其董事会和所处环境能否让他潜心20年默默无闻地去按任正非的方式对企业进行打造，更是值得怀疑。对华为来说，问题则是任正非能够继续经营多长时间，以及他在不写《我在华为的日子》的情况下能够多大程度地把他的竞争智慧传递给他的接班人。

    对任正非的管理思想和竞争智慧的长期思考，强化了我对“中国的‘老板’是老板”这一观点的偏爱。的确，面对庞大的中国及其错综复杂的现状，我们到了需要广泛深入地靠企业家去逐个解决那些具体而微的问题的时候了。因为中国的问题只有创造性、建设性、制度性地解决，才真正有意义。

    任正非创造性、建设性、制度性地解决问题的总体“策略”，是“世界级”，辅之以“压强原则”和“均衡管理”。“世界级”既是方向也是驱动力，“压强原则”负责处理轻重缓急，“均衡管理”负责“修筑城池”—巩固阵地、保护成果。这三点的每一点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对于想学习任正非的人来说，“世界级”和“压强原则”相对来说既好理解又容易入手，但“均衡管理”就不好掌握，很容易变成一般化、中庸化、平均化，做了没成就感，而且成果也不明显。但是不去做，别的做得再好，也很脆弱。

    在任正非那里，“均衡管理”主要体现在组织建设上。在中国，由于有人治的传统，因此，即使是在企业内部，企业家也要靠一己之力去打造一个“基业长青的平台”，这样的组织平台是“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成为可能的必备因素。我们说“中国的‘老板’是老板”，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要靠无数企业家以一己之力去打造无数这样的平台。在短期内，中国组织的人治现象很难得到根除，甚至连减轻都很难说会实现。因此，必须要求中国的老板成为有责任心的领导者。这一点可能吗？企业家不是无商不奸的吗？他们不是只会从自身利益考虑问题吗？我们如何能指望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好呢？我的答案是：有责任心的企业家对企业家本人也是最有利的。没有责任心的企业家将会发现，不做有责任心的企业家将会付出各种各样惨重的代价，如企业内部组织的、经济的、道德的、政治的、荣誉的、管理上的等等。华为的成功，究竟应该把多少功劳归于任正非的责任心，这是很难计算的，但是任正非敢于承担、敢于以身作则的责任心，是有目共睹的。

    在华为，在任正非那里，“有责任心”这一点是从事一项事业、做一项工作的自我假定的命题，所以，他不仅自己有责任心，而且他寻求的也是认真负责的员工。近些年他在这方面更多的是聚焦于认真负责、德才兼备的“管理干部”。从2007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华为大辞职事件到2010年的“奋斗者协议”事件，撇开事件的是非判断，倒是可以看到任正非苦心孤诣地去打造一家有责任心的企业的努力。

    企业家，在当今中国承载了很多，致富、投资、实业、投机、生存、发展、可持续发展、诚信、世界级竞争力等，要如何把这些熔铸为一体？不管如何去熔铸，一位企业家首先应该负责任地去打造一个好的企业组织平台。但这一点并不为很多企业家所真正理解。

    我们并不能随意去指证一位企业家没有责任心，但一般企业家的确很容易有两种行为倾向：一个是“明君”倾向，一个是“老板”倾向。这两种倾向皆不利于组织平台的打造。

    “明君”倾向有历史文化的渊源。由于我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是权势型为主导、历史沿袭型为主流的，实际上非常缺乏关于领导、领导力的知识资源，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