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得到教益就足矣。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深藏在任正非心中的冬天意志”，而不说华为的“冬天意志”呢？

    因为集体无意识。这种“冬天意志”就是任正非个人的特质，没有人能够真正认清、弄懂，只有他自己把它“玩”得炉火纯青。而华为作为一个企业组织，本身还不具备这种意识和能力。意识是需要人格这个载体的，这也是企业家机器终究难以完全转变为企业机器的原因，或者说是企业机器即使建立了终究也难以和企业家机器相抗衡的原因。当然这里存在一定的逻辑矛盾，难以完全消解掉。其解决措施是：企业家机器必须有相配的企业机器，才能最好地发挥其功能，如果企业不能成为机器，企业家必须首先将其打造成具有机器性的组织。

    任正非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他的“冬天意志”里也包含如何把个人的能力转化为组织的能力的冲动和愿望。这是任正非很早就在做的。《华为基本法》的第六章专门讲接班人，其中讲到《华为基本法》的“目的之一是培养领袖”。10年过去了，新的领袖没有出现，但是华为作为一个组织，在任正非的强势领导下，已经渐渐沾染了一点任正非的“色彩”。然而我们还不能确定华为可以像任正非那样，连续不断地制造所需要的东西。这表现为离开了任正非的表述和领导，华为任何一位高级领导的言论和行为都不足以产生完美的效果。

    任正非的言与行是高度一致的。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以为，他只不过是写了几篇轰动的文章又装神弄鬼故意低调的企业家。思想与行为，在他那里是一致的，“冬天意志”已经融入了他的人格之中，超出了能力、见识的范畴，具有坚实的力量。“冬天意志”是竞争机器的内核，使任正非能够从容地统驭一切，创造、生产一家企业从小到大再到向世界级企业发展所需的一切。

    何以如此？我们说，一种深植于内心的本能性的意识一定是在生存中获得的。任正非已经获得了这种本能性的意识，“冬天意志”于他亦是一种本能了。

    《我的父亲母亲》是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通篇看下来，它其实是一种控诉：老老实实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活得这么艰难呢？这种控诉如此深刻，以至于看不到任何怨气和消极情绪。任正非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始终不那么乐观地看待发生在这个国家的表面的热闹，包括自身的表面的热闹，但也始终不抱怨，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化解，以市场为领地并以之为没有退路的退路。残酷而无奈的现实激发了他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办公司，与此同时还要活下去并且不意气用事去做先烈、非成功不可的叛逆和不服气之心。

    任正非很可能代表了最后一批从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的巨变、国家的苦难、社会的动荡、世界与中国关系的变迁以及个人的沉浮经验中，吸取养分并使之转化为个人的事业能力和生存危机意识，并最终作用于实践的企业家。这批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企业家。大浪淘沙，真正具备了远远超出平均水平能力的企业家并不是很多。在新一代的企业家中，因为制度环境和时代因素的原因简单地信奉急功近利的“自我超越”、“个人能力”、“迅速致富”的居多，他们基本不具备“自我批判”能力，总体上盲目乐观且浮躁，没有经过刻骨铭心的思索、磨难和考验……

    乐观本身不是弊端。任正非本人的性格也是乐观、自信、幽默的。一部可以说是乐观文化的滥觞，这种乐观、自信和忧患意识一样，长久以来存在于中国文化心理中：那就是，相信只要我更勤奋、更吃苦、更实在、更讲信用，就一定会获得成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哪怕不成功我也无怨无悔，因为我付出了，付出了总有回报。“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是一种朴素的农民的智慧，而不是商人的谋略，可惜在现今的时代气氛中已经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