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有点不妙。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谁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当病号。

    我忍受着种种痛苦，而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

    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正因为这样，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刚才我拿到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

    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