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需要发电厂吧？！”

    说完以后，李格斯心里似乎觉得舒服了一点。

    最忙碌、辛苦的恐怕依然三位德国的朋友拉贝、史波林和潘亭。他们胸前的国社党徽章和手臂上的“卐”字形图案，关于遏止日军的暴行，有着某种特殊的威力。

    德国商人史波林是上海保险公司的，一个偶然的来南京办事的机会，使他卷入了这场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援工作。

    12月11日，日军的大炮轰进了安全区，福昌饭店门口躺下一大片尸体，住在那里的史波林也受了轻伤。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4年日军俘虏的老人，重新燃起了对昔日夙敌的仇恨之火，他放弃了登轮返回上海的最后机会，毅然加入了国际友人们的黑圈红十字组织。

    这位60余岁的可敬老人，戴着国社党图案的特殊臂章，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忠实地巡逻着，为维护人类的公理、正义和良知，而昼夜不停地辛劳和奔波。一天中午，他和美国人费区在宁海路巡视的时候，15号的院子里传来了妇女凄惨的呼救声，两人急忙跑了进去，一幕亵渎人类文明的丑剧，马上展如今他们眼前：四个日本兽兵，两个在劫掠财物，两个正光着屁股压在妇女的身上。史波林愤怒地冲了上去，挥动手臂大声地吼叫。日本兵猛然回头，看见可怕的黑“卐”字臂章，连声惊呼：“德意志！德意志！”有的丢下财物，有的提起裤子，急忙往外逃窜。

    过度的劳累与奔波，年迈的史波林病倒了，隐蔽在安全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得知消息，带着医官蒋公谷赶往大方巷住所看望。看过病又送上药，史波林很快得到康复。当德国人得知为自己看病的是留下来的中国军人时，他赞扬和钦佩中国人尽职尽责的美德，表示愿意帮助他们脱离险境。老人还指着地图，满怀深情地鼓励说：“日本人如今占领的，只是中国的百分之几，你们的出路只有抵抗，不然就要做奴隶，奴隶，懂吗？”

    金诵盘激动地点了点头，东方人的心和西方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东方人的手和西方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梅奇，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中又一位慈祥、善良而充满爱心的老人。

    南京沦陷时，他闻知外交部里还有1000多名来不及撤走的伤兵，梅奇急了，举着红十字会的旗帜赶到那儿，把伤员勇敢地接收下来，以国际人道主义的旗帜保护了一大批中国人的生命。

    日军凶残无比的大屠杀暴行，使梅奇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在日夜奔波，尽力阻止这些暴行的同时，他决心冒着极大的危险，悄悄将这些暴行拍摄纪录下来。鼓楼难民医院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这儿他拍摄了许多被日军杀伤的市民送往医院救治的镜头：被刺刀刺穿的颈部，被蹂躏、奸淫的女性痛苦茫然的面孔，头部被汽油烧得像炭一样黑的男人，女儿被残杀而痛不欲生的母亲，水面上漂浮的尸体……

    由于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许多日军大屠杀的残酷场面他是无法拍到的，他所能拍摄到的，只能是安全区内有限的暴行镜头，但这已经是极为难得珍贵的现场第一手资料了。

    梅奇共拍了13本16毫米的电影胶片，拷贝共37分钟。这些极为宝贵的资料，在南京形势稍稍安定以后，被费区偷偷带往上海，交给英国人《孟却斯德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田伯烈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国际友人，怀着对法西斯暴行的强烈憎恶和痛恨，对捍卫人类公理、正义的崇高信念，田伯烈正在上海编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以便将日军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公之于世。得到这些胶片以后，田伯烈迅速交给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3部拷贝，分别被送往德国和美国。

    这些过程都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可是日本军方依然得到了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