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郭靖是“忠厚”，黄蓉是“世故”，小龙女是“纯真”（对不起，依我个人看比较接近“愚蠢”）云云——没错，扁形人物最大的集散地是通俗类型小说和同概念的好莱坞电影。

    作家在形塑扁形人物之时，是已知，而不是未知；是制造，而不是思考。他并非借此探索人性的复杂微妙及其变化，而是摆脱拿来“用”的。以推理小说来讲，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充当“被害人”“凶手”“侦探”和“嫌犯”等缺一不可的概念性要角，而通常他们尚各自拥有次一级的职业身份，比方说“警察”“富翁”“继承人”“管家”“司机”“花花公子”“律师”等，他们出现时不必佩戴名条就很容易辨识，因为你看到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张名片走过来。

    然而，扁形人物并非全然的一无可取，我们先看在小说和电影电视的世界中充斥着不亚于恒河沙数的其薄如纸人物，就知道个中必有道理。这一点世故敏锐如福斯特知之甚详，他指出两点：一是易于辨识，另一是便于读者记忆，这两大优点当然互为表里。

    不信我们可以试试看。像我们前述的金庸小说人物，你不会搞混，也很容易向别人引述，因此，他既不用考验读者的耐心、专注和能力（洞察力、感受力、记忆力等），更易于传播和引用；然而，我们要怎么才能简单辨识小说中的非扁形人物呢？你要如何才能记得清里的安德烈公爵呢？或《白痴》里的梅诗金呢？或《喜剧演员》里的那位第一人称叙述者布朗呢？用福斯特的话来说是，“……我们却无法以一句简单的话将他描绘殆尽。在我们的记忆中，他和那些他所经历的大小场面血肉相连，而且这些场面也使他不断改变。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很清楚地记得他，原因在他消长互见，复杂多面，与真人相去无几，而不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共相与个相

    至于相对于扁形人物的所谓圆形人物，这里只消把上述的说法逆转过来即可，不必多费口舌。包括圆形人物接近真人，强调个别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尤其是他在不同处境不同特定时空之中的种种矛盾和变化；也因而包括了他的辨识不易、解读不易和传达不易。这样的麻烦人物在小说（乃至于戏剧）世界中出现的时代稍晚，一直要等到十八世纪以写实为着眼的现代小说卓然而起之后，才取代那些大英雄、大政治人物的肖像（肖像当然也只是扁扁的一张纸），成为我们所谓正统小说或严肃小说中的主体人物。

    这里我们来问个笨问题：如果说扁形人物是一种概念化的人物，强调共相；而圆形人物倾向于个别的真人，强调差异和独特，那是否扁形人物更能让我们抓住人性的共同真相呢？不，当然不是这样，因为扁形人物所捕捉的所谓共相，只是一种最表象、最浮泛的公约数，没任何秘密可言，就像英国名小说家D.h.劳伦斯所说的，当你快速地从表层“知道”了这个世界，往往在这样已然了解的错觉之下，丧失了真正深向挖掘的意图。

    劳伦斯的“深向挖掘”清楚指出一个吊诡的真相：人性若真有所谓的共相可言，用约分式的做法并无法带领我们多少地理解，相反的，往往我们从其巨大的差异张力之际，乃至于从人性的各种扭曲、变形和推至不可思议的边界情况中，才能得到一次又一次的理解。

    我们生活周遭的真实经验是不是这样子呢？应该是的。我们每天从报纸杂志乃至于电视广播中，会接触到很多扁形人物（近几十年来，传媒已成为扁形人物的最大集散地），我们也都能清楚对别人传述，包括宋楚瑜是“勤政爱民”，连战是“愚笨”，陈水扁是“魄力”（或“鸭霸”）等，但这些并不一定是他们真正的人格真相，我们也无法通过这些得到什么对人的新理解。我们对人的理解，主要还是来自真实存在的家人亲友，但你要不要试着说说看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