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之内，而且我们很容易想到，台湾近几年来一直处于经济转型的阶段，新企业崛起，昔日的传统企业出走或关闭，一定比例的摩擦性失业的出现，不仅合理，而且毋宁是健康的，因为劳动市场也是自由经济市场的一环，一样受着市场供需机能的自动调节作用，透过这个调节作用，市场把资源（物质的、人力的）引导到最需要或说最适宜的地方去。失业率的有限攀高，正代表市场机能在起作用，是调节过程中暂时的必要代价——如果我们有幸不在那3%之中，这当然是愉快且镇静人心的好说法。
更坚决的古典自由经济主义者甚至会告诉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最好别轻举妄动做什么（包括实物的或代金的救助云云），因为这可能会扭曲了市场的机制。
然而，这3%可以代表另一种意思。比方说，如果台湾正常的就业人口为一千万，换算出来失业人口为三十万整，也就是说这当下有着整整三十万人陷身于窘迫或甚至生计困难的状况，而且其中有相当高的比例，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还代表他背后一整个家庭——我们很清楚尤其是四十岁到五十岁原先职位要高不高要低不低、难以再找新机会学新技能的失业人口代表什么意思，他可能还有个老母亲，一个结婚以来只做家事和带小孩的妻子，以及一到三名学龄中遥遥无期的子女，还有因买房子时机不好而不晓得付到何年何月的沉重贷款。
从个体的、微观的，或直接讲，从小说家的角度来看，很可能这一个故事便代表了一部，三十万的失业人口故事，够供巴尔扎克写数百篇他描绘人间悲伤百态的“人间喜剧”了——这当然是极令人不愉快的、甚至掩耳不愿闻的看<u>ｈtｔ<a h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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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暴政
美国已故的老太太、占星名家古德曼女士，在描述女性狮子座那种温暖、具同情心但永远有着不变的贵族气息时说：“她很乐意寄支票来救助穷人，但她绝不愿意走进贫民窟一步。”
我常想，这哪里仅仅是每年阳历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二十二日出生的女性如此，这简直是有着好教养、有同情心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基本倾向——一些教养不好、同情心不够的人还不包括在内，他们只做后者“不踏入贫民窟一步”，至于前者“寄支票给穷人”那是想也别想。生活在今天的台北市，尤其是生活过“魄力十足”前市长陈水扁主政四年台北市的人，对这点人性还看得不够吗？记忆力不好的人可回头去翻翻老报纸老杂志，重新温习一下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地拆除（不能称为拆迁）经过，以及更近的公娼废除处理；或跟“二一〇〇全民开讲”的李涛商量一下，调借他的带子重新听听那种“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叩应意见——这可称之为“中产阶级的暴政”。
遗憾也吊诡的是，对这方面“记忆力不好”的人，通常也就是“不愿踏入记忆的贫民窟一步”的人，因此很自然，他们是绝不愿再翻老报纸老杂志去重新面对那些不愉快的事的。
做个类型小说读者
让我们别生气了，回到渥特丝来。
我想，在她选用了如此左下方的人物角色和观点，她的小说便注定了不会让人愉快，毕竟，小说书写历史上惟一较令人舒适的左下方写法已回不来了，那是一百年前，一批来自右上方、但充满人道悲悯的人（如欧文、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初次进入左下方世界的某种溢美错觉，他们那种“高贵的野蛮人”“高贵的穷人和流浪汉”的民粹观点，已不再有多少人还当真了，取而代之的基本上是“他们中间充斥着恶徒、骗子、酒鬼和各式卑鄙猥亵之人，但他们仍应受到关注、理解和同情——如果同情这个词不显得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