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如今绘画很难再是纯净的、由创作者内心奇异力量所驱动的自在行为，金钱的幽灵时时侵扰它，要不就在事后重击它，不复像它最早的先人面对星空、面对高山流水、面对一张奇异的脸或面对自己心中的图像，你只要专注地、神往地捕捉那样的刹那、那样稍纵即逝的悸动即可。“有许多艺术家对遗产税毫无概念，他们不是精明的生意人。那可怜的笨蛋以为自己留了一窝的蛋给妻子儿子，没料到还得课税。还有，或许那个艺术家画出了一幅他爱不释手的杰作，他不想割爱。他将之挂在墙上自己欣赏。或许他还可能在几年间再略作修饰。这里亮一点，那边阴影深一点。不过他会保留个几年，或许永远不会出售。听着，组长，当你在谈论艺术家时，你所面对的是一群疯子。不要期待他们会有合理的行为常识。他们没有。如果他们明理的话，就会去当卡车司机或推销鞋子。这一行不好混，他们大部分都半途而废。”

    一旦我们把道德成见稍加搁置便很容易看出来，贪婪一词并不像诸如桌子椅子般在现实世界中有着干净、独立的指称之物，这个名词认真想指出的不是一物，而是一条界线，像在一道连续性的奔流大河之中尝试竖立起一个简明易识的航标，警告人们越此一步可能有毁灭性的危险漩涡。

    这样一个颤巍巍的倒置金字塔当然是危险的，不只因为它惟一的支撑点只是一个带着古老体力劳动技艺的非量产、无法复制“商品”的画家，也不只因为它赖以维生的金钱来自为数只三四千人、有钱但通常没相衬鉴赏力的所谓艺术爱好者收藏家，更危险的是，它最根源的神奇力量不是由近代市场机制所激发创造出来的，除了利用它腐蚀它，也始终无法有效掌控它，它仍是古老的、神秘的，仍像几百万年前一样。

    革命那一刻总是解放的、自由的，甚至短暂无政府的，这是某种只有可能性而尚未被实现被独占的特殊历史时间，也因此是人恣意编织各种想像的幸福时间；贪婪的除罪尤其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舒适感，像某个压在所有人心头千年万年之久的重物一下子卸下，又像说出真话、面对真实世界的坦率和轻松。但革命成功之后呢？这个世界还不是得有效组织起来，只是依谁的方式罢了，社会一样得分工，一样得在层级分割的基础上方能成立并且运行。这正是马克斯·韦伯睿智绝望的原因，他因此不寄希望于眼前的每一次以及每一种夸夸其谈的革命，或说他对革命的寄望还不及对神迹的寄望多。

    我们当然不会不晓得（只常常忘了而已），所有的自由和宽容都暗示了不完满和某种暂时性权宜性，因此质疑的声音会一直存在（这是合理且健康的），而且更会在某些困难的特殊时日集结成军暴烈袭来。在这种忍不住会动摇乃至于诱惑我们返祖躲回森严律法时代的雨天，我们顶好坐下来，点根烟什么的镇定一下心神，耐心地回想一下这样一段学习历史，我们是如何跌跌撞撞摸索到这一刻来，至少你会知道，我们之所以慷慨给予他人也给予自己某种程度自由和宽容，不是天真，相反的，这是世故，一种源于世故才有的温柔和悲悯。

    知道第二死罪是贪婪，我们一下子就明白很多事了不是吗？包括山德斯为什么这么语焉不详，包括山德斯为什么让这本小说这么快回归成“正常”的杀人推理故事，放弃了它的首部曲《第一死罪》里的心理学探述笔调、乖戾暴烈的角色人物及其杀人方式、死亡方式。

    尽管这有些转头就跑的意味，但我们得公平地说，山德斯选定一名乖戾的、功成名就却不快乐的天才画家作为人们犯贪婪之罪的对象，是远远比寻常那种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扁平被害人好太多了，这相当程度地挽回了“第二死罪”这个书名和原初野心勃勃书写意涵的面子——它使得贪婪这事有了层次，有了内容和深度，还超越了个人，遥遥指向着孕生着、鼓励着并触发了人们普遍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