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理由，最重要便是灾难越国的存亡继绝。

    维多利亚时代之后，尤其是两次大战期间，托英国人之福，是人类历史上间谍这一行最神气的特殊时刻，往后大概也不可能再如此。英国一批最顶尖的脑子和知识分子，比方说像数理天才、电脑原身图灵机的发明人亚伦·图灵、最好的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两大间谍小说的山头勒卡雷和弗莱明，甚至温文的当代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等人，都深浅长短不一地干过间谍工作，和西施一样，女王陛下的荣光或大战威胁下帝国存亡的神圣理由，压过了人内心的无上命令声音，个人的道德污点成了某种献祭，就像战士身体上的疤痕成为某种标志和见证一样。

    斯宾塞还称失业者是“一无可取的人”，并把工会定义成“流浪汉的永恒团体”。

    真正的关键来自这段时间道德的超越或说有效冻结——有史以来频率最高、杀戮最狠的国际性战争当然是最直接的理由，但更根本的是，那是国家这东西最神圣因此也最不道德的历史时间，当时流行的民族国家哲学，把国家推到了准上帝的位置，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只要号称取得了自身内部的所谓全民意志或集体意志（不管这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是怎么变出来的），什么事都可以做；也就是说，国家被说成是有道德豁免权的，而且还独占这道德豁免权，因此所有不道德的、偷偷摸摸的古老东西遂全数归趋到国家名下，得到漂白，成为国家的独占行业。

    芬德成功地把间谍由独占的国家引入企业大公司世界来，他当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但却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个。这成功，一方面来自他对这两个领域（间谍和电子业）的够水平理解；一方面来自他真的蛮厉害的类型小说书写技艺，没让乏味的专业细节如一堆名词和数字蜘蛛网般缠住，像那些我们总读不了两页如同看资产负债表的商业题材小说，芬德始终维持住间谍小说惊悚小说必要的流线性速度感；还有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得说，写得早不如写得准写得巧，一种规格还不到、没壮大到国家这种层级可对阅读者产生迫力的企业间谍战争，只是小贼而已，是他家的事，二〇〇四年交出来还火热的这本《偏执狂》，有整个当下现实世界的沉沉威胁为它背书，为它呐喊助威，我们意识到大企业好像已到了可替代国家的空前气氛，而且似乎犹在推进之中不是吗？

    当然事后我们晓得，影片拍成面世之后发生了有趣的意外，演农夫武士“天行者”路克的男主角红不起来，原来的故事架构只有做出调整，照理应该是天设一对、从此过幸福快乐生活的男女主角硬生生被拆开成同胞兄妹，并逐渐淡出变成不是重点。

    解雇人民生存”“优胜劣败”这一套无限上纲用于人类社会，让竞争成为最终判准的掠夺年代——这种可解雇的人民称之为输家或失败者，是不值得接受同情的，因为竞争失败，代表你是懒惰、愚昧或有病的人，有病还包括两种，一是心智上精神上的残疾，另一是肉体上的残疾，不管哪种都应该被社会放弃，以下这段话出自彼时最高哲学导师的斯宾塞之口：“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能力生存，他们就会生存；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维生，就会死亡，那么，他们最好还是死吧。”

    企业会不会真的取代国家，这是个有待观察有待吵嘴的有趣题目，也是个还不会有终极判决的问题。毕竟，真要赖皮来讲，未来如博尔赫斯说得好像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只要时间够长。你晓得地球上出现生命的机率多大吗？有科学家如此举例告诉我们，这就跟一场暴风雨袭击某一飞机零件工厂，忽然组合成一架波音七四七一样，这事告诉我们，再怎么荒诞无稽的未来预言其实都可以是安全的，也是无法驳斥的，只要它不傻到附带实现时间，比方说有一天耶稣会重新降临人间。

    此时此刻我们手上这部《偏执狂》，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