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并不怪。”我说，“只不过动摇不定。”

    她面带诧异地看着我：“咦，这个你怎么晓得？”

    “怎么晓得？”我说，“反正我晓得。”

    她沉思了一会。

    “谈谈你自己。”她说。

    “没有意思。”我应道。但她说那也想听，于是我简单谈了几句：“34岁，离过婚，多半靠写文章维持生计，有一辆半旧‘雄狮’车，虽然半旧，但有音响和空调。”

    自我介绍，客观真实。

    她还想进一步了解我工作的内容，这无须隐瞒，便直言相告。讲了最近采访一个女演员的事，和采访函馆那些餐馆的经过。

    “你这工作挺有意思的么！”她说。

    “我倒从来没感到过有意思。写文章本身倒不怎么痛苦。我不讨厌写文章，写起来满轻松。但写的内容却是一文不值，半点意思都没有。”

    “举例说呢？”

    “例如一天时间转15家餐馆或饮食店，端来的东西每样吃一口，其余的尽管剩下——我认为这种做法存在决定性的错误。”

    “可你总不能全部吃光吧？”

    “那自然。要是那样，不出三天准没命。而且人们以为我是大傻瓜，死了也没人同情。”

    “那，是出于无奈-？”她边笑边说。

    “是无奈。”我说，“这我知道。所以才说和扫雪工差不多，无可奈何才干的，而不是因为感兴趣。”

    “扫雪工？”

    “文化扫雪工。”我说。

    接下去，她提出想知道我的离婚。

    “不是我想离而离的。是她一天突然出走，和一个男的。”

    “受刺激了？”

    “遇上那种事，一般人恐怕谁都多少免不了受刺激吧。”

    她在桌面上手托下巴，看着我的眼睛：“别见怪，瞧我问的。不过你是怎样承受刺激的？我很难想像得出。你到底如何承受刺激的？受到刺激后是怎样一种情形？”

    “把亨林格别在外套上。”

    “只这个？”

    “我要说的是，”我说道，“那东西是慢性的。日常生活中喝酒喝得多了，便搞不清哪里受了刺激，但存在毕竟存在。所谓刺激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不可能拿出来给人家看，如果能给人家看，也就不是大不了的刺激。”

    “你要说的我完全领会。”

    “真的？”

    “或许不那么明显，但我也在好些事情上受过刺激，好些！”她小声说道，“很多原因搅和在一起，所以最后才辞去东京那家宾馆的工作。刺激，苦闷。我这人，有些事情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处理妥当。”

    “呃。”

    “现在也还受着刺激。想到这点，有时真想死去算了。”

    她又摘下戒指，旋即戴上。接着喝了口玛莉白兰地，捅了下眼镜，莞尔一笑。

    我们喝了不少酒，已记不得到底要了多少杯。时间已过11点。她觑了下手表，说明天还要起早，得回去了。我说叫出租车送她回去。从这里去她的住处，出租车10分钟就能到。我付过款，出到外面，雪又飘飘洒洒地落下来。雪不很厉害，但路面结冰，脚下打滑。于是她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往出租车站走去。她喝得有点过量，脚步踉踉跄跄。

    “哦，那本报道收买土地内幕的周刊，”我蓦然想起，“叫什么名称？大致出版日期？”

    她讲出那家周刊的名称。是报社系统的。“估计是去年秋季出版的。我没直接读过，具体写的什么不大清楚。”

    我们在轻扬漫舞的雪花中等车，等了5分钟。这时间里她一直抓住我的胳膊，显得很轻松。我也心情轻松下来。

    “好久没这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