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着厨房水槽，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很想给雪打个电话，问她何以晓得羊男。但有点太累了，毕竟奔波了整整一天。再说她放下电话前说了甸“等下次”。看来只好等下一次，何况我还根本不知道她公寓的电话号码。

    我上了床。横竖睡不着，便看着枕旁的电话机，看了10至15分钟。因我觉得说不定雪会打电话来，或者不是雪而是其他人。看着看着，我觉得这电话机很像一颗被人遗落的定时炸弹。谁也不晓它何时炸响，只知道其炸响的可能性，只要时间一到。再仔细看去，发觉电话机的形状很是奇特。非常奇特。平时未曾注意，现在端详起来，其立体性似乎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紧迫感。它既像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说话，又仿佛在怨恨自己受缚于电话这一形态，从而又像一个被赋予笨拙肉体的纯粹概念。电话！

    我想到电话局，那里连接着所有电话线。电话线从我这房间里通往无限遥远，在理论上可以同任何人连在一起。我甚至可以给安克雷奇打电话，可以给海豚宾馆、给往日的妻子打电话。其可能性无可限量。而总连接点便是电话局。那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连接点，通过编排数字使连接点发生转换，实现通讯。我们通过电线、地下电缆、海底隧道以至通讯卫星而连在一起，由庞大的电脑系统加以控制。但是，无论这种连接方式何等优越、何等津良，倘若我们不具有通话的意志，也无法发挥任何连接作用。并且，纵使我们有这种意志，而若像眼下这样不晓得（或忘了询问）对方的电话号码，也无法连在一起。也有时候尽管问了电话号码而一时忘却或将备忘录遗失，甚至有时候尽管记得电话号码而拨错转盘，这样一来，我们同哪里也连接不上。可以说，我们是极其不健全极其不会反省的种族。不只于此，即使这些条件完全具备而得以给雪打电话，也有可能碰一鼻子灰——对方丢过一句“我现在不想说，再见”，旋即“咔”的一声放下电话。这样，通话也无从实现，而仅仅成为单方面的感情提示。

    面对以上事实，电话似乎显得焦躁不安。

    她（也许是他。这里姑且把电话视为女性形象）对自己不能作为纯粹概念自立而感到焦躁，对通讯是以不稳妥不健全的意志为基础这点感到气愤。对她来说，一切都是极其不完美、极其突发、极其被动的。

    我把一只臂时支在枕头上，打量着电话机的这种焦躁情绪。但我无能为力，我对电话机说：那不是我的责任。所谓通讯本身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不完美的、突发的、被动的。她所以焦躁不安，是因为将其作为纯粹概念来把握的缘故。这怪不得我，无论去任何地方都恐怕免不了焦躁。或许她由于属于我的房间而焦躁得厉害些，在这点上我也感到有几分责任，也觉得自己大约在不知不觉之中煽起了这种不完美性、突发性和被动性，也就是从中掣肘。

    继而我蓦地想起往日的妻子。电话一声不响地谴责我，像妻子一样。我爱妻子，一起度过了相当快乐的时光。两人有说有笑，到处游山玩水，作爱不下数百次。然而妻子又时常这样谴责我，半夜里，沉静地、执著地谴责我的不完整性、突发性和被动性。她焦躁不安，而两人同舟共济。但她所追求所向往的目的同我的存在之间有着决定性差异。妻子追求的是通讯的自立性，是通讯高扬起纤尘不染的白旗将人们引向不流血革命的辉煌场面，是完美性克服不完美而最终痊愈的景况——对她来说这就是爱。但对我则当然不同。爱之于我，是被赋予不匀称肉体的纯粹概念，是气喘吁吁地挤出地下电缆而总算捕捉到的结合点，是非常不完美的：时而混线，时而想不起号码，时而有人打错电话。但这不是我的过错。只要我们存在于肉体之中，这种情况就将永远持续，此乃规律所使然。我对她如此加以解释，不知解释了多少次。

    但有一天